首页(优游注册)首页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所有宠物店里最常见的一种“牡丹鹦鹉”会成为如今的“二级保护动物”呢？这样闹剧一般的事情又是从何而来呢？

　　第一条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只要在这个名录上的物种，从通俗意义上来解释，就是我国正儿八经的保护动物。

　　这里节选了一页，以两爬类为例，部分物种后面会有一个备注，仅限于野外种群。

　　举个例子，名录里有些物种，比如说大鲵和重口裂腹鱼，有人工养殖用来吃肉的种群，这些人工繁殖的个体不受保护。

　　鹦鹉科的短尾鹦鹉，蓝腰鹦鹉，亚历山大鹦鹉，红领绿鹦鹉，青头鹦鹉，灰头鹦鹉，花头鹦鹉，大紫胸鹦鹉，绯胸鹦鹉都在这个名录上，都是二级保护动物，比较刑。

　　因为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条依据呢，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又名《华盛顿公约》。这个公约是1963年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员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

　　华盛顿公约的精神在于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其用物种分级与许可证的方式，以达成野生物种市场的永续利用性。该公约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可归类成三项附录，在我国的实践中，将其中的附录1和附录2，分别等同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来处理。

　　这样的处理方式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更多的物种，但是这个公约是一份贸易公约，缔结的考虑是国际宠物市场上的贸易量，而非这些物种是否可以稳定的人工繁殖。

　　于是出现了现在的情况，部分对人可能造成严重伤害的高毒性蛇类，可以被玩家饲养。而一些国际市场上很多流行多年的，也早已实现了稳定人工繁殖的宠物，在我国被等同于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来进行处理。例如陆龟中的苏卡达，亚达伯拉象龟。绿鬣蜥，球蟒，红尾蚺等等，以及鹦鹉里面的小太阳鹦鹉，以及这次事件中的主角，费氏牡丹鹦鹉。

　　尽管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进行试点，但是总的来说，我国能够饲养的鹦鹉依然只有三种，也就是：

　　但是！牡丹鹦鹉中只能够合法饲养面类，而不是头类，本案的主角费氏牡丹鹦鹉就是属于头类。

　　费氏牡丹鹦鹉和桃脸牡丹鹦鹉最大的区别就是，红色的嘴巴，还有大大的白色眼圈。

　　但是一种随处可以买到，人工繁殖很成熟的，价格也只有几十块钱的鹦鹉，如果因为在宠物店买到它了，就能够让普通人由此陷入牢狱之灾，是怎么样都说不过去的。

　　2020年底，《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实施，

　　里面说了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是否列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及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食用涉案野生动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相关定罪量刑标准明显不适宜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样，每一个个案都促进了法治的进步，只是作为法治进步的促进者，也许会承受巨大的不幸。期待将来的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能够明确区分开人工饲养的个体，与野生动物。

　　今年34岁的王某是河南省商丘人，文化程度不高，是一位单亲妈妈，一个人带着8岁的女儿，女儿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住院。为了挣钱给女儿看病，2019年她养起了费氏牡丹鹦鹉（下简称费氏鹦鹉），并成为她的主要生活来源。2020年9月上旬，她以每对25元的价格将30只费氏鹦鹉销售给当地的鸟店经营者田某。随后，田某又将上述鹦鹉连同自己从他处收购的共计44只费氏鹦鹉，以每对35元的价格转售给江苏省新沂市鹦鹉养殖户刘某。9月16日，该批鹦鹉在徐州汽车站转运时被徐州警方查获，随后公安机关又在商丘王某的家中起获147只费氏鹦鹉。经鉴定，以上鹦鹉均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所列费氏鹦鹉，被核准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禁止交易。依照现行相关法律规定，非法交易10只费氏鹦鹉就要面临十年以上刑期。

　　在上级检察机关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大量工作，2021年11月9日，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徐州铁检院”）对王某等三人公开宣布绝对不起诉（出罪）决定。

　　徐州铁检院受理该鹦鹉案后，我发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驯养、繁殖的相关物种，定罪量刑上也未区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与野外种群。此案中的费氏鹦鹉，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王某、田某和刘某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交易10只，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30只费氏鹦鹉尚不足400元，王某获利更是微乎其微，要判这么重的刑罚，3名犯罪嫌疑人觉得很委屈。我也觉得疑惑，遂赴商丘多次深入调研，了解到费氏鹦鹉在河南商丘有20余年的人工繁育历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成为当地不少群众脱贫致富的途径。鹦鹉已经成为了一种喜闻乐见的宠物，一般社会大众难以认识到其珍贵、濒危，如对交易人工繁育鹦鹉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与群众的朴素法治观念有一定冲突。因此，在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案件中，判断非法交易野生动物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能仅依靠机械查阅法条和名录来认定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进行实质深入审查，需综合考虑涉案动物是否人工繁育，人工繁育技术水平及规模，是否纳入技术成熟名录，行为手段、商业经营利用对野生动物的损害程度等因素。依托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途径多方听取意见，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全面审查，进行实质性研判。案件处理要结合时代背景、野生动物保护实际和社会民生，能动履职，依法作出妥当处理，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案件办结后，我又去商丘回访，在遇到一家鹦鹉养殖户时，他动情的说：“之前因为买卖鹦鹉，各地公安纷纷来商丘抓人，现在你们这个案子能不按犯罪处理，我们养殖户终于看到希望了，天亮了！我嘴笨不会说话，我就从心里感觉好！”

　　这个案子里面所涉罪名若成立，量刑幅度即在十年以上，无法适用相对不起诉。因此，检方只能作无罪不起诉，而认定无罪的关键就在于销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没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

　　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否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司法实务中产生分歧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究竟是否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该罪所称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和“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如果严格参考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销售这类被列为国家保护动物的鹦鹉，确实要面临牢狱之灾，当事人以不懂法为由进行辩护的，基本上属于无效辩护。但是，随着司法实践中类案所产生的争议越来越大，司法机关也开始反思这类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理解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而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国家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制度，否则一个单纯的违反秩序类犯罪，如何会处以十年以上的重刑？

　　人工繁育的保护动物系持有人在现有野生动物资源的基础上所增添的，虽然其负有向国家上交该动物资源的义务，但实践中存在诸多障碍，不能仅因为行为人未履行该要求即对其科以重刑，这严重违背了刑法应有的歉抑性。

　　根据相关新闻报道，江苏省检察院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上报相关建议，希望该案能够后续尽可能发挥其积极影响，避免老百姓成为机械司法的牺牲品。

　　目测关于野生动物刑事犯罪的司法解释今年内会发布，大概率是5月份。会明确规定人工繁殖的不在刑法打击范围之内。

　　其实现实中此类案件并不少见，对于涉及人工驯养的动物，检察院阶段不起诉比较少见，更多的是起诉之后，法院在审理中找个理由，不定“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在五年以下量刑，再看具体情节宣告缓刑。

　　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国内农业部和生态环境部之间的扯皮（百万曹公衣食所系）：

　　有些人工繁殖比较成熟的物种，农业部主张纳入家禽家畜管理，生态环境部不干；有些人工繁殖不成熟的物种，养殖业需要不断野外捕捉补充种群，生态环境部主张这些依赖不断野外捕捉的养殖业应该视为野生动物管理，农业部不干。

　　比如这个问题中所说的鹦鹉，费氏牡丹鹦鹉原产于非洲，它们的野生祖先是保护物种，已经有成熟的繁殖了，但是法律上一直尚未承认。

　　我们野生动物相关领域的人也觉得这事很离谱，以前甚至还有某些地方的警方把缴获的鹦鹉「放生」——但是事实上这些鹦鹉根本无法在中国的野外环境生活，放生等于放死。而且如果真的活了变成入侵生物反而更麻烦。

　　当然，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些解决的尝试，例如：河南成为人工养殖鹦鹉标识管理试点河南152万只人工养殖鹦鹉获得合法身份，鹦鹉养殖不再非法，具体的政策可行性和执行我不懂，就不随意评论了，希望相关行业和从业人员越来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