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娱乐平台-登录（12.22晚已更新，为方便阅读，也把内容同步到了我的专栏《科学穿越指南》中，可以关注专栏同步追更）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必要更新一下对于复活节岛的认识，更有必要纠正一些流传已久的关于复活节岛的误区。
譬如特意提到的“1685年的资源水平”，显然是受到中文互联网上普遍流传的“1686年英国人爱德华·戴维斯首先发现复活节岛”的影响，但这个观点基本不被主流学界认可，一般认为西方世界和复活节岛的首次接触发生在1722年，发现者则是荷兰人雅可布·罗赫芬率领的探险舰队。当然，这个问题不影响我们讨论，暂且忽略不计。
真正严重的误区是——认为西方人发现复活节岛的时候，岛民已经因为生态崩溃而走下坡路了。这种观点认：波利尼西亚人来到复活节岛后，为开垦农田/获得食物/建房子/造兵器/运送巨大的摩艾石像……等原因砍光了岛上的森林，没有足够木材就无法造独木舟出海，由此被困在岛上，资源不足于是部族互相征战，食物不足因此出现大规模食人现象，几者共同作用导致恶性循环，岛民数量锐减，到西方舰队发现复活节岛的时代，岛上只剩了两三千人，并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断锐减，虽然后来西方水手的不断到访给岛上带来了天花等外来疾病，秘鲁和西班牙的奴隶贸易也抓走了一些岛民，但这只是加速了复活节岛衰落的过程而已。这种观点的核心是——默认复活节岛文明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岛民自己破坏生态，生态恶化又反噬文明导致大崩溃，他们早就不可持续发展了。
岛上竖立的巨大石像有近千座，这怎么可能是区区两三千人口就能完成的呢？所以岛上居民肯定曾经很多，甚至可能有一两万人之多。
雅可布·罗赫芬，以及包括库克船长在内的后来者也都记录到，岛上基本没有高大树木，可现代的孢粉研究确实也发现，复活节岛曾密布亚热带阔叶林存在，那么树去哪了呢？巨大的摩艾石像要从采石场完成雕刻，再运输到海边安置，当然需要利用滚木运输，那么树应该是为此被砍掉了。
该观点还认为，由于岛民从其他地区迁徙来的时候只带了香蕉、红薯、甘蔗等少数作物，也只带了鸡这一种家畜家禽，在失去了森林之后，复活节岛上的狂风和干燥更不利用农业发展，口粮和肉类产量降低，而没有木头造船，也就没法捕鱼了，岛民饿的只能吃老鼠（老鼠也是跟着他们的船一起来到岛上的），最后吃人。岛上有一些攻击性的口头禅，比如“你妈的肉塞在我牙缝里”，显示出岛民有吃人的传统，再加上岛上四处可见一种叫做mataa的黑曜石薄片，应当就是岛民互相残杀的武器。
所以，复活节岛的生态崩溃论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被学界接受，尤其是畅销书作家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出版后，把复活节岛的故事做了详尽复盘，生态崩溃论也就更广为人知。
首先遭到质疑的就是“吃人论”。有些波利尼西亚族群确实有吃人行为，但一般是用在特殊的宗教仪式上，并不常见。同样源起于波利尼西亚传统的复活节岛岛民，真的会因为食物匮乏而互相残杀同类相食，甚至达到了影响人口总量的恐怖程度吗？
很遗憾，目前的考古证据都不支持这个假设。无论是在厨余垃圾堆里，还是火灶遗址，或者墓葬群里，都没发现被砍砸、切削、炙烤或随意丢弃的大规模人类骸骨。
而对那些成规模的人类骸骨埋葬地的研究更发现，大约只有2.5%的波利尼西亚人骨骼有受伤的痕迹，而且其中的大多数还愈合了，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环境，这不是个多离谱的数字，这些伤者更像是意外受伤后康复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族群里似乎连大规模的斗殴行为都不多，更不用说成规模的互相屠杀、相食了。
遍地都是的mataa黑曜石薄片似乎也实在太过粗糙，用它来杀个人着实有点费劲。复活节岛人能制作巨大的石像，制作个更趁手的石斧石矛对他们真的很困难吗？他们需要用这种并不锋利的小石片儿杀人吗？
“吃人论”背后的动机——食物匮乏——似乎也站不住脚。1722年雅可布·罗赫芬舰队来到复活节岛后，也和当地居民有过短暂接触，好奇的岛民热情的围观荷兰水手，伸手触摸水手的衣服，搞得一位水手精神紧张擦枪走火，其他水手又被枪声刺激连续开枪，总共打死了十几个岛民。岛民吓得四散而逃，过了一会又回来了，并携带了大量食物，希望换回被打死的同胞尸体——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岛民并不缺少食物，另一方面也侧面说明，当时的岛民并不好战，甚至可能都没有常备武器。等到几十年后库克船长再次发现复活节岛的时候，岛民确实随身带着黑曜石武器（但从库克船长的描述来看，是一种比mataa黑曜石薄片锐利的长矛，这又侧面说明mataa并不是兵器），但也没主动攻击英国水手们。此外，前几次的西方探险者都注意到，岛上的耕地相当规整，种植的很好，1786年的法国探险家让·弗朗索瓦·德·盖拉普·拉佩鲁斯仔细考察了当地农业情况，认为当地土壤肥力很好，岛民每天只需要耕作很短时间就能养活全家。
让·弗朗索瓦·德·盖拉普·拉佩鲁斯的记录还提到，岛民会在耕地的土壤表层覆盖石子覆面，这应该是起到了减少水分蒸发的作用。他估计，岛上大概10%的面积都被开垦成了耕地。而2017年的一项研究认为，复活节岛的气候其实比以往认为的要湿润一些——之前关于复活节岛气候干燥的科学数据是因为岛上唯一的气象站恰好位于岛西南地区的马塔维里机场，该地恰好是岛上较为干燥的部分。而新的研究认为，综合全岛降雨、光照和土壤肥力情况，可以耕种的面积占到全岛面积的19%，也就是说，复活节岛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天花板。另一项同年研究则表明，别说老鼠不是复活节岛人的主要肉食，甚至唯一的家禽鸡都算不上，岛民近乎一半的蛋白质来源来自水产品。
不可否认，至少在1722年，岛上的森林应该已经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砍伐破坏，但这并不代表全岛完全没有树。雅可布·罗赫芬舰队的航行日志里又提到当地人使用“棕榈叶”，当地房屋有一种类似于倒扣的船底的房顶，使用了木质房梁并在上方铺盖芦苇，这都显示出当时岛上肯定还有一定程度的林木可用(但也不会太多了）。早期西方探险者没有发现森林，或许和他们停留时间较短没有深入岛屿内陆有关，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连建造石像的巨大采石场都没发现。
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没有出现大规模相互屠杀，那为什么被发现的时候岛上就只有这么少（两三千）人口？要注意，这个人数的“少”，其实是需要对比的，对比的参照物正是那些石像。早期的研究认为，要搬运建造这么多的石像，肯定是个劳动密集型活动，需要大量人口和消耗大量木材才能完成。由于石像在17/18世纪已经停止建造，我们没法确切知道建造和搬运过程，但1986年的一些复原实验也发现，搬运石像好像也确实不需要几百上千人一起努力才能完成，15个成年男子使用几根绳索从不同角度拉拽石像，让它立着挪到海边确实是可行的，这也符合岛民后代的口口相传里提到的石像是“走”到海边去的说法。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设定在1685年的复活节岛，他们确实正在面临森林萎缩、远离其他岛屿无法维持贸易航线的孤立局面，但大概率并没有陷入人口锐减（他们人口应该一直就不太多）、严重饥荒、文明崩溃的糟糕局面，恰恰相反，依靠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使用石子覆面维持水土等方式，此时的复活节岛岛民还处在一个缓慢发展壮大的阶段。
当然，这个稳定的状态是脆弱的，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必然要面临外来世界的交流，这种交流会带来瘟疫、流血冲突，而仅仅依靠岛上文明微小的人口和有限的实力，是不可能和这种冲击抗衡的。外来冲击才是他们崩溃的主要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要架空的设想一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远景，就必须利用“未来至少一百年内都没有殖民者能找到小岛”的宝贵窗口，尽可能的壮大实力，救亡图存！！！
按照我们前边的分析，在被西方探险家发现之前，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多达上万人又衰败到两三千人，他们的人口应当一直不太多。
封闭在岛屿上的文明，人口上限当然要受到环境承载能力的压制，但即便不进行大规模的自然改造，复活节岛上的降水、光照和土壤肥力条件，也能支持19%的面积被开垦成适合种植红薯的耕地，而在复活节岛原住民活动的高峰，耕地面积也没达到这个高度，到了库克船长再次发现复活节岛的时代，还有许多耕地被荒废了，他们还没有达到环境承载的天花板。
要解决前者，就需要借助题目中假设的“绝对的权威”。对复活节岛的统治者来说，这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因为在此之前，权威是独属于神明的，树立石像本来就是一种泛宗教崇拜的图腾，在石像停止建造之后，这样的宗教崇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邪乎，岛民完全转向了武士集团主导的“人鸟”崇拜——他们每年到岛屿西南侧的奥郎格村等待乌燕鸥（Onychoprion fuscatus）飞来繁殖，各个部落的勇士会从300多米高的奥郎格村海边悬崖徒手爬下，然后从鲨鱼密布的海里游到2公里外的近海小岛莫多-努伊岛上，谁能找到当季产下的第一枚乌燕鸥蛋并安全带回，他所代表的那个主家就能成为岛上本年度的领袖。
可以想见，不管是开凿运输石像还是参加人鸟比赛，都要占据（甚至因此损失）部族里最精壮的劳动力，对只有两三千总人口的文明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浪费。
而眼下，拥有绝对权威的我们当然要立刻叫停这样的人力资源浪费，当然，可以编造另一套迷信体系来让岛民理解你的要求，但最终目的是要让岛民把精力释放到农业生产上来。
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平整土地，开垦梯田。复活节岛是三个独立火山连成的岛，除沿海地带外，其他区域大多是坡地，除了三座火山岛周边向海一面坡度较陡之外，岛东南侧的坡度相对缓和，古代和现代岛民都以此为主要耕地，梯田修建则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水土，最大化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而且东南侧土地正好位于向阳侧，避免了火山山地阴影对农作物光合作用的影响，岛民擅长的石匠技术正好可以用来给梯田垒边、修路。
此外，从上方降水图能看到，三座火山岛的高海拔地区是雨水最丰富、集中的区域，尤其是岛屿中部的TEREVAKA山，是全岛的主要水塔，但复活节岛的岩层疏松多孔，从山体凹槽流淌而下的水很快就会下渗进入地下水层，全都都没有常年流淌的地上河流。有限的几处常备水源主要是岛屿西南侧的Rano kau沼泽地、岛屿中部制高点的Rano Aroi火山湖，和岛屿东侧的Rano Raraku火山湖。其中面积最大、最深、蓄水最多的是东南侧的Rano kau沼泽，水深可以达到六七米。Rano Aroi虽然降水量最大，但水域面积也是最小的。Rano Raraku火山湖很浅，近些年多次出现干涸。
现代的复活节岛已经利用Rano kau沼泽给附近的城镇供水，Rano Raraku火山湖也作为畜牧业的水源，但要注意，三处水源都位于火山山顶，周边都有陡峭的火山岩壁，人类活动都很难靠近，在我们设定的1685年代，我们没有扬水站、输水管道，它们对我们而言是无法利用的。此外，在雨量充沛的冬季，Rano Aroi火山湖会有一条溪流流下，不过流淌不了太远就全部下渗断流。
总的来看，虽然复活节岛山地的降水量并不算特别低（至少达到了我国华北平原年均降水量的2倍以上），但地上水存留的很少，要发展大农业，必须要克服雨水难以存留、快速下渗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发动岛民开展一系列蓄水工程，其中最简单易行的是大口井——岛上风很大，但日晒并不如热带岛屿那么猛烈，年均蒸发量在800毫米左右，不足以消耗所有的降雨（1300~2000毫米），只要在东南侧靠近山地凹槽处地表挖掘大口井，并采掘Rano kau沼泽沉积的淤泥，用石锤夯实，再覆盖以石护面，便能把山上流淌下来的雨水积蓄下来，还可以利用岛上盛产的芦苇编程成遮阳草席，或者干脆在大口井里栽种芦苇，减少水面受到的日光直晒，进一步的降低大口井里的水分蒸发。我们甚至可以在山脚下构建类似于印加莫瑞梯田那样的圆环状结构，最底部的圆环做好夯土护面当做蓄水池，这样还可以进一步回收沉淀土地浇灌后的渗水。
印加莫瑞梯田带有一定农业实验的性质，是为了在底部创造不同的气候微环境来种植不同作物，我们的梯田不需要这么精细，但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结构，不过最底部换成一个大口井，石护面的引水渠把山地雨水存蓄到大口井里，各层梯田浇灌的水也回流到井里再次利用，位于底部的大口井也可以利用周降低蒸发
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虽然我们栽种的主要作物红薯有极强的抗旱能力，在岛上的栽种历史里，基本都是依靠自然降雨来灌溉就能生长，但复活节岛不算太小，岛上有没有牛、驴、马等家畜，农民村落必须建设在坡地梯田周边，负责栽种这些红薯的农民的生活也需要饮水，而这些缺乏地表水的坡地上原本是没法支撑居民生存的。
早期的复活节岛居民村落基本全都位于沿海地带，就是因为相比于山地、坡地，沿海地区反倒更能解决水源问题。1722年的罗赫芬探险队记录了当地居民在沿海地区石头上挖浅槽储水，1774年的库克船长泽发现，当地人似乎会在口渴时直接喝海水，1786年拉佩鲁斯也记录到喝海水的行为，并形容他们“像信天翁一样狂饮海水”。
考虑到海水的盐度显著地高于人的尿液排盐能力，直接喝海水肯定是不可能解渴、只会越喝越脱水的，那怎么解释这些早期记录呢？更合理的解释是，山地的降水在下渗之后，形成了淡水地下水层，地下水层在海岸线一带涌出，形成海底地下水排泄（SGD），这些淡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微咸水，这些微咸水也就构成了复活节岛人日常的主要饮用水来源。
实际上，海底地下水排泄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尤其是在黑海地区，经常会在滩涂上出现淡水冷泉露出，当地沿海居民就直接利用这些水源饮用，复活节岛上很可能也有这样的地下水资源可以利用：
这是一张复活节岛某海湾的水温热成像图，其中粉红色部分的温水是海水的常温，可以发现，在靠近岸边的湾底部分，有明显的低温水冲刷排出，这应该就是涌出的地下淡水，在湾底附近的陆地上，也有一座现代挖掘的机井，里边常年涌出淡水。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样淡水集中涌出的沿海区域，那么在陆地挖掘浅井，出水的概率是很大的。更宏大的设想则是，干脆利用石墙把湾口堵上，阻挡海浪潮汐的冲刷，那么如果岛上的地下淡水冲刷流量足够大，就能用涌出的地下水把海湾里的盐分彻底冲刷干净，由此得到了一个纯淡水（或至少是盐度很低的微咸水）的沿海水库！
实际上，复活节岛岛民之前也采用过类似的方式，比如上方E图，就是一处沿海的地下淡水自然涌出，B图则是岛民为存留雨水而在海边设置的小型拦水坝，C图则是一口水井，但这些早起尝试规模都太小，实在难以满足我们农业大生产、人口大发展的需求，兴修水利工程，夯实农业命脉，应当作为百年大计的重中之重来抓！
限制复活节岛耕地效率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土地肥力，尤其是氮肥的不足。没有化肥的前提下，土壤里氮肥的来源主要就是3种，要么是降雨带来的，要么是生物固定的，要么是死亡植物腐败后重新释放的。我们这个阶段的复活节岛自然植被已经不多了，土壤里即便有经年累月积攒的费力，如果长期种植也会消耗殆尽，而降水补充的氮肥量很微弱，那就要依靠有固氮能力的植物来进行固氮补充。
甘蔗的生物固氮效率肯定没有豆科植物那么高，但也能凑合用一下，按照复活节岛水热条件估算，每公顷甘蔗每年可以固氮4.8~20公斤，甘蔗收货后直接翻耕入土，还能再会瘦一些枝叶上的氮——相似的原理，红薯的叶蔓直接翻耕，也能回收不少氮，不过红薯叶是复活节岛岛民的重要蔬菜来源，这种翻耕的规模不会太大——那么用甘蔗和红薯轮种休耕，也算是维持肥力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效率的办法。
唯一的坏处是甘蔗它特别费水。咱们前边说的“降水……足够19%的土地开垦为耕地”，那是针对红薯这个大宝贝来说的，这点降水量对甘蔗来说可不太行，所以甘蔗的长势不会太好，我们也暂且不去管它，雨水多就让它长，雨水少就让它死，死了暂时也别砍，甘蔗还能挡风。生活在夏威夷的那些同胞兄弟们就是用甘蔗种在田地四周做挡风墙用的，咱们复活节岛风也很大，好不容易种的甘蔗，一定要榨干最后一丝利用价值！
另外几种可用的作物主要是葫芦和芋头，芋头需水量也比较大，可以优先种植在靠近大口井或沿海便于取水灌溉的区域。葫芦食用价值不算很高，但在岛上却是重要的存储容器，可以学习神秘东方大国的农村惯例，把葫芦种在房前屋后，不额外占用耕地，收获的葫芦一部分用来储水，一部分用来储种子。
需要储存的种子是什么呢？主要是岛上已经岌岌可危的原始植被种子。这主要是为了防范波利尼西亚鼠威胁。
这种鼠藏匿在独木舟里来到复活节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岛上几种大型植物的灭绝趋势——人砍伐了足够多的高大棕榈树，残存的种子又被鼠啃食，植被因此失去了恢复的机会。考虑到罗赫芬探险队成员明确提及了当地人使用新鲜棕榈叶，那么至少在1722年，岛上肯定还有棕榈树，乐观的估计，1685年棕榈树可能还要更多一些，这些树就是我们文明复兴的希望，除了要坚决地禁止继续砍伐，也要严格控制鼠患对棕榈树的影响。我们需要设定专职人员，在岛上寻找残留的树木加以看护，如果有种子就收集起来，集中种植到降水适宜、靠近村落（方便管理）、光照充足（最好是东面向阳坡）的坡地上。近年来复活节岛植被恢复的主要区域是在岛屿两端的火山坡地，那么可以把这里作为人工林栽种的主要区域之一。
这些林木保护的重点首先要放在岛上几种巨树上，尤其是复活节岛棕榈（Paschalococos disperta），孢粉研究认为17世纪它已经绝迹，但考虑到这种棕榈长达百年的生长期，很可能还残留着一些还没到开花期的树苗存在；此外还有一种杜英（Elaeocarpus rarotongensis）和麦珠子（Alphitonia zizyphoides）也属于高大乔木，它们应当在1722年之后还残存了一段时间，也要加强保护。这几种大型树木的主干是制作远洋独木舟的必须，如果不能贯彻保护，我们就要永远被困在岛上等待必然的厄运！！！
此外，还有一些植物和航海活动息息相关，其中有一些是复活节岛上原本没有的，但作为南岛人的一支，复活节岛最早的先民们不可能不把它们引入到这里来——这类植物里既包括红薯芋头这样的南岛粮食作物，也包括一些专用植物，比如石栗Aleurites moluccanus，它的果实油脂含量极高，晾干后甚至可以直接点燃作为照明蜡烛，油脂也是独木舟防水维护的主要原料。
此外还有琼崖海棠Calophyllum inophyllum，你从这种植物的名字就知道它和海南岛的关系，实际上，整个南岛语族从东亚-东南亚出海扩散的时候，就一直把琼崖海棠种子随身携带，因为这种树木纹坚实，是制作独木舟船外支架支撑件的必须材料，琼崖海棠的叶面有毒，毒鱼也是南岛人捕鱼的重要方式，琼崖海棠的油脂可以止痛，不管是在我们传统医学还是南岛人的巫医体系里，都是很重要的药材，这种植物他们怎么可能不带到复活节岛来？！
非常让人意外的是，用于航海的另一种关键植物——露兜树——没有被带到复活节岛，或者说带过来了但栽种失败了。这类耐盐植物页片纤维极多，是制作独木舟上蟹爪帆的重要材料，也是日常编制篮子、衣物的原料之一，合理的解释是，复活节岛的气温条件不能满足露兜树的温度需求，复活节岛也和新西兰一道，成为所有南岛殖民岛屿里唯二没有露兜树分布的区域。好在它的替代品也不是没有，椰子叶片或者纸桑Broussonetia papyrifera树皮纤维也可以加工成帆，这两类植物在复活节岛存续至今，问题不大。
制作帆船还有一类重要原料，就是用来填缝或者制作绳索的软纤维，在大多数南岛定居点，人们使用的都是海芙蓉Talipariti tiliaceum或者太平洋紫檀Thespesia populnea，1685年的复活节岛上似乎没有这两类植物，但有类似功能特性的豆科植物Sophora toromiro。Sophora toromiro在复活节岛的使用量应该很大，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很可能是利用绳索来拉动移动石像的，那么在我们已经下令禁止建造石像之后，这类植物也要得到严格保护。在本位面里，Sophora toromiro在上世纪60年代最终野外灭绝，1685年的时候岛上肯定还有分布，主要的分布区域至少有岛西南部的那个火山沼泽地周边。要注意，这是一种豆科植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固氮神器，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一些肥沃的核心耕地上采用15年休耕，专门栽种Sophora toromiro来恢复土地肥力，到期后收割树木制作绳索，再把土地重新耕种红薯。
椰子是整个南岛殖民地最常见（没有之一）的植物，不管走到哪——哪怕是后来南岛人对非洲马达加斯加的史诗级远征中——他们也带着椰子。在等待巨大的棕榈生长的漫长时期，我们可能没法建造太大的远洋独木舟，但用椰子树干（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材料）制作小型近海独木舟问题不大。小型独木舟是大量使用不仅能解决水产品捕捞问题（配合上面提到的纤维植物制作的渔网，或毒鱼方法），进一步释放人口增长空间，更重要的是可以保留、实践航海技术，锤炼航海勇气。
这是很重要的！按照孢粉研究，1685年的复活节岛树木应当刚刚萎缩不到百年，老旧船只破碎到彻底无法使用的时间应该不过几十年，大多数岛民远离海洋的时间不过是一两代人，至少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人尚在，或者他们留下的航海技术还在口口相传，如果不立刻重新捡起来，技术的失传倒是小事，更可怕的失去征服海洋的自信，长此以往，怎么面对世代遨游大洋的列祖列宗？
那如果这时的岛上连椰子也没有了呢？椰子彻底消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早期的西方探险者提到“几乎没有3米以上的树”，那可能是比较大的椰子也被砍伐用来盖房子了，椰子的成长速度虽然比棕榈快的多，但也需要一些时日。我们可以利用另一种植物来造船——加州红牛草Schoenoplectus californicussubsp.tatora，这种莎草出现在复活节岛是很让人意外的，因为其原始分布地本来是在美洲，所以一直被视为“复活节岛人和南美有联系”的关键证据，但现在的新研究发现这种莎草在复活节岛上已经生长了至少三万年，属于本土原生物种（可能是鸟类携带过来的种子），尤其是在几个火山湖、火山沼泽边很密集。
在南美洲秘鲁沿海地区，印加帝国之前的早期文明就已经发现这种莎草有极佳的浮水表现，它多孔的芯部充满空气，表皮强韧不易折断，用莎草捆扎紧实就能制作成小舟，小舟虽然没有实木雕凿的独木舟那么结实，但在近海地区用用还是没问题的，秘鲁原住民似乎还用这种小舟进行很原始的冲浪运动，这也侧正了莎草舟的耐用程度。在南岛文化圈里，也有少部分岛屿居民会用类似的芦苇制作船只。在没有椰子木、棕榈木使用的时候，有节制的制作莎草船不失为替代之法。
也就是说，至少在短时间里，莎草应该被暂时列为战略物资统一调配使用，并在收割后尽快补种，而为了杜绝浪费，应该暂时取缔莎草的另一用途——岛民一直把它作为房顶的覆盖物使用。当然，我们的房子也不能开天窗，那可以再换另外几种作物来实现这个目的。
别急，我知道咱手头既没有水稻、小麦，也没有玉米，但岛上并不是没有其他禾本科植物存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种——海大麦Hordeum marinum和鸭乸草Paspalum scrobiculatum。前者是一种麦，后者是一种小米，两者都是禾本科植物，海大麦的优势在于极度耐盐，鸭乸草的优势是极度耐寒耐旱还相对高产，它们几乎不需要占据我们辛苦开垦的良田，找个盐碱地（海大麦）或者山脊贫瘠处（鸭乸草）种下去就是。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复活节岛有这两种植物，但1685年的时候有没有鸭乸草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鸭乸草虽然也在东南亚、印尼有分布，这里又是南岛人曾经扩散途径的区域，在同属南岛文化圈的夏威夷也有栽种，不过考虑到鸭乸草曾长期作为畜牧养殖业优质饲料全球推广，复活节岛也在19世纪被西方殖民者作为牧区使用，不能排除鸭乸草是外来引进物种的可能性。
相比而言，海大麦在这里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这本来就是它原始的分布区域范围内。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吧，假定手头只有海大麦可用，那么就派人收集这种野草的小小种子，然后在滨海的盐碱地粗放的播种下去，坚持几轮收获播种，就能在沿海得到相当规模的种植面积。
这是件一举多得的好事：种在海岸的成片大麦可以挡风，为后方的甘蔗田提供更适宜的微环境；海大麦成长期间会富集土壤里的盐分，又促进了盐碱地的改良；收割后的海大麦晾晒后，秸秆就能作为房顶覆盖物使用，如果觉得麦秆太单薄不能防风，那就再次学习神秘东方大国胶东地区的传统民宅——海草房，用秸秆和近海的海生植物、海藻混合捆扎，就能变得相当扎实了。
这是我们实地探访的山东民居海草房房顶覆盖面，使用的是小麦秸秆+日本鳗草晾晒后捆扎，沿海村落习惯使用这种房顶覆盖面，应对冬季海风和暴雪。复活节岛有没有鳗草分布，我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但使用晾晒后的大型藻类、或者使用其他杂草和海大麦秸秆混合捆扎，应该也能起到一样的效果
当然，如果1685的复活节岛真的有鸭乸草，那简直就是中了头彩啦！几乎不需要多么精细的管理，哪怕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一公顷鸭乸草也能稳定的产出几百公斤谷子，精细管理的话甚至能接近千斤，几乎可以作为另一个主要作物了。
和鸭乸草相比，海大麦的种子要小得多，但也不要紧！晾晒后的海大麦一样要给它脱穗，种子要小心的收集到葫芦里储存起来，除了给来年继续播种留种之外，它还要承担另一项关键任务：
南岛人驯化的动物不多，鸡、猪、狗是最重要的几种，可能是临行走的很仓促（这部分后边讨论），猪和狗都没被带到复活节岛上，家畜家禽就只剩了鸡。但前边我们也提到了，岛上的厨余垃圾里，这唯一的家畜家禽骨骼居然并不占据主流，反而一直被自然界获取的鲸骨、鱼骨、海螺给压制了，说明岛上的鸡养的应该不咋滴。
这部分会有点长，但请允许我必须要跳出这个问题本身，转而先去介绍另一个问题——
有人会用鸟类“不定数产卵”策略来解释，确实，有些鸟会根据巢穴内卵的数量变化，不断补充新卵来应对自然的损耗（被吃掉的、意外破损的、或者也有被人拿走的），保持巢穴内的卵在一个整体稳定的数量上。具体到家鸡身上，就是人家刚下的蛋就被你拿走，巢穴总是空的，数量不够，就再下新蛋补充数量，这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它会不断下蛋的问题。
和家鸡一样不受精就开始下蛋，甚至从未受过精还一直坚持下蛋，就不是“不定数产卵”能彻底解释的通了。
即便是不定数产卵的鸟类，也有明显的繁殖期，只有经过繁殖期外界条件刺激、激发体内性激素变化之后，它才会开始产卵，也只有在开始产卵之后，才会体现不定数产卵、不断补卵的习性。
其次，蛋用鸡的持续产卵周期似乎长的不可理喻，下蛋频率高到不可思议。没错，有些不定数产卵的鸟也可以持续不断的产下不少卵，比如目前实际试验过的北扑翅鴷Colaptes auratus可以在人为干预（不断拿出巢中鸟蛋）的情况下，在连续73天内补充71枚卵，但这一切还是在北扑翅鴷的繁殖期内（4-7月间）发生的，一旦超过繁殖期，大多数鸟类受到外界温度、光照时长变化的影响，体内性激素不可避免的发生变化，繁殖活动也就缓慢结束。
但家鸡就不是这样，目前的蛋用鸡产蛋世界纪录为连续371天内下了364个蛋（此后它也在持续下蛋，只不过频率有所降低而已）——已经超过了一个完整的年度周期，也就是说，长达一年的环境温度、光照时长等影响动物繁殖节律的因素变化，对它的繁殖（虽然没受精）并没有带来明显影响。当然这个成绩很可能是来自工厂化的室内笼养，光照和温度条件可以人工控制，但普通农村散养的家鸡就放在户外，它们受到的环境条件变化和野外没有本质区别，但它们也能在一年四季不断下蛋（只是没有商业化养殖场产量那么高罢了）。
所以，不定数产卵或许能解释鸡为什么会在短期内不断下蛋的现象，却不能解释鸡为什么不需要受精就可以直接开启下蛋的过程，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过程可以持续这么久。
家鸡的驯化祖先是谁？达尔文的爷爷（字面意思，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博物学家）依据形态上的相似大概划定了范围——生活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至少4种原鸡，也就是红原鸡、绿原鸡、灰原鸡和斯里兰卡原鸡。关于家鸡究竟是从哪种原鸡驯化而来、又是在哪完成驯化的讨论持续至今。而在2020年，由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和农科院牵头的联合研究团队确认，家鸡主要是由生活在中国西南部、泰国北部和缅甸等地的红原鸡滇南亚种驯化而来。
当然，这个研究基本不影响咱们的讨论，因为不管家鸡是从哪种原鸡、哪个亚种驯化的，它们生活的环境都大差不差——亚洲热带和亚热带林地，尤其是一些竹林里。
竹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尽管不同竹种的周期不同，但大多数竹子都会在一定周期内开花-结果-死亡。竹子开花还遵循同步性，也就是一个大种群的同种竹子在短期内同步开花-结果-死亡。这就对生活在竹林环境中的动物带来了一些挑战，譬如直接以竹子为食的竹鼠、熊猫，就出现过因成片竹子同步死亡导致的食物短期匮乏。
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印度东北部米佐拉姆邦，有一片主要由Melocanna baccifera竹构成的竹林环境，每隔48~50年，这片竹子就集体开花-结果-死亡，与此同时，本地的啮齿动物数量迅速暴增。1959年，老鼠爆发产生的饥荒和瘟疫让当地村落坟头林立，2008~09年间，同样的灾难又再次重演。
竹子虽然高大，但本质上还是一类禾本科的“大草”，竹子果实的营养成分和禾本科的稻米、小麦等谷物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此来看，竹米是十分适合啮齿类动物营养需求的食物，突然爆发式出现的竹米使得原本就生育力旺盛的啮齿类能养活更多的后代，它们也快速进入到一场争分夺秒的“造鼠计划”中，母鼠以更快的频率繁殖小鼠，小鼠以更快的速度性成熟并参与繁殖，在竹米腐烂之前，鼠口规模急剧扩大，这样一来，即便竹林因开花死亡而必然凋零，新生的竹林又需要一定的时间重新生长，老鼠也能凭借“鼠口优势”，硬生生的扛过这段环境崩坏的空窗期。
没错，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鸡，是一种典型的适应竹林环境的生物，它们和竹林的羁绊，甚至比熊猫还要强烈。当东南亚地区的竹林周期性的开花死亡时，原本按照每年繁殖一窝、每窝6~12枚鸡蛋的频率慢条斯理繁殖的红原鸡，突然就因为海量的竹米供应进入到了疯狂超生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正常情况下，温度和光照时长的物候变化是影响大部分动物进入繁殖期的外部刺激，这些物候变化代表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温度适宜，食物充足，是生养孩子的好时机。被这些物候条件刺激，动物体内出现一系列内分泌变化，使它们的性器官变得活跃，也就是进入了繁殖期。
原鸡也是这样，外界环境变化使原鸡进入繁殖期，此刻公鸡母鸡还没有进行交配，但体内的精子和卵子制造过程已经预先启动，在随后而来的求偶交配过程里，公鸡通过倾倒的方式把精子送入母鸡泄殖腔，并储存在母鸡的储精囊里。交配刺激进一步引起卵子发育，并和储精囊里的精子结合完成受精，然后就是包裹蛋壳，下蛋孵化的过程。
但在此时此刻，“大量出现的竹米”成为了压倒一切的外部刺激，仅依靠这一种刺激也足够完成鸡的内分泌的充分变化。此时，如果公鸡母鸡可以相遇，当然也会和正常情况一样求偶-交配-精子进入母鸡体内储精囊-产下受精卵，当然，它们也不会无限制的生下去，只是生满一窝就赶紧孵化，哺育完成后就开启下一窝，小鸡也依靠竹米滋养快速长大。
这时的原鸡实质上进入了一种高效生殖的“战时状态”，一切都是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竹米腐烂或者耗净之前）生下更多后代，所以原鸡出现了一些非自然的繁殖特性——比如一定程度上无视原本需要的繁殖期光照和温度条件，只要有竹米出现就立刻启动；繁殖期长度也远超正常情况，只要竹米不空就繁殖不息。
再比如，压缩繁殖的整体周期，卵子会源源不断的产出、在体内发育并生出来。这一点也不影响原鸡的正常受精，因为理论上母鸡交配一次就能储备足够的精子给卵子受精，压缩这个流程的确是提高生殖效率的好办法。
但如果公鸡来不及给它交配，或者周边根本没有公鸡（比如养殖场里的情况）呢？那就回出现我们在养鸡场看到的情况了——母鸡未受精就直接开启下蛋、还维持一个超长的下蛋周期。
而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竹子虽然高大，但本质上还是一类禾本科的“大草”，竹子果实的营养成分和禾本科的稻米、小麦等谷物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竹米能刺激的鸡体内激素变化，其他禾本科植物的种子也能刺激到……
原本需要几十年一遇的竹米才能激发的生蛋密码，就这样被一把普通的鸡饲料触发了。
现在，我的岛民朋友们，低头看看你手里那把干干瘪瘪，看起来没啥用的海大麦麦粒吧……
历史是个伟大的滑稽家，实际上，南岛人曾经还有好几种更优良的禾本作物可用，有相当多的研究认为，在南岛人群的前身在我国华南地区聚集融合准备出发的时期，他们应当已经接触过我国山东地区的小米种植文化，也完全掌握了源起于我国长江下游和珠江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在他们以台湾、菲律宾为跳板向南扩散的过程中，甚至充当了水稻种植技术传播者的重要角色。但在继续向密克罗尼西亚扩散的过程中，最晚在到达今天俾斯麦群岛的时候，南岛人的祖先拉皮塔文化已经失去了种植水稻的技术，甚至失去了对猪和狗的驯化能力（后来他们从巴布亚又重新获得了猪和狗，但始终没能再学会种稻）。由此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岛民必须过度依赖红薯和芋头等作物果腹，也严重的压制了家鸡的产蛋能力，鸡最高效的蛋白供应能力——产蛋——由此切断，鸡迅速退化为一种单纯的肉类供应者。
尽管从单纯的饲料-肉类转化效率来看，鸡依旧是小破球上冠绝群雄的妖孽，但算上那个时代的家鸡生长速度并没有今天的白羽鸡这么高，蛋白供应的周期显然没有一两天就产出一枚蛋那么高频，多重叠加的结果是，鸡失去了推动一个小型文明前进的能力。而现在，我们通过栽种海大麦补齐了关键一环，鸡蛋的高产量会使其成为岛民获取蛋白质的重要途径，再一次推高了受到环境限制的人口天花板，海大麦这种多用副产品的低成本也能自然的促使岛民养殖更多的鸡，除了吃之外，羽毛的补充使用降低了对纤维织物的需求压力（释放出更多时间用来给植物休养生息），增加的鸡粪（和人口增加后的人类排泄物）适当堆肥后成为土壤补充肥力的来源。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就像发生在竹林里的故事一样，禾本科作物的增加，同样会刺激已经生活在岛上的波利尼西亚鼠进入繁殖高峰，此时岛上的哺乳动物有且只有人和鼠这两种，岛上也没有任何蛇类，鼠基本属于无天敌状态，一旦爆发会对我们的粮食生产、重点农业工程和基础建筑、甚至至关重要的林木复苏工作带来威胁，所以务必要做好防鼠工作。考虑到我们有琼崖海棠的毒液可以用，就用毒液搅拌海大麦种做成土法老鼠药，在海大麦种植区、重点林木保护区、城镇居住点周边投放。
我们的时间窗口只有百年，放在历史长河里并不算长，所以哪怕通过合理的土地改良、水利工程和作物家禽协作，现有的资源也已经相当程度上能满足人口短期需求，但我们还要继续扩大这种正循环的力度，让整个岛屿文明进入一个越来越快的车道上。
南岛人大迁徙是人类海洋探索中最惊天动地的一笔。至少5000年前，源于中国华南的古人类经过台湾（公元前3000年），菲律宾（公元前20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公元前2000年），一路向南挺近。一支转而向西，在公元300年前后占领马达加斯加；一支经新几内亚向东，在美拉尼西亚（MELANESIE)定居下来,一支经美拉尼西亚北上，在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定居下来，一支则继续向东，占领了太平洋上剩余的几乎所有可以生存的小岛，发展为波利尼西亚（POLYNESIA）。而我们复活节岛上的这一支，则是整个波利尼西亚人群里拓展最远的，并和夏威夷、新西兰一道，把几乎整个太平洋腹地划入“波利尼西亚大三角”的范畴内，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是真正的海之骄子。
但在1685这个时间点，涌动在血脉里的征服海洋的底色，其实已经渐渐消逝了。
在西方世界接触南岛人群的初期，探险者普遍被当地人使用的独木舟深刻震撼。库克船长在记录那片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群岛时，表示当地独木舟“速度和灵活性远在我们（英国帆船）之上”，更早的麦哲伦和西班牙神父孔贝斯对马里亚纳群岛周边南岛人群的帆船独木舟也印象深刻，并形容他们“像鸟一样在水面船型”，而自己乘坐的欧洲帆船“好像灌了铅一样”
可是到了18世纪西方世界接触到复活节岛的时候，这样惊艳的记录消失了，罗赫芬探险队只看到了1条船向他们靠近（这个可怜的当地人在后来的擦枪走火中被意外打死了），驾驶的还是“木筏”。库克船长对该岛的第一印象，也是他们“没什么船可用”。
昨天在写到种植作物里有葫芦的时候，评论区的知友已经在帮我们出主意了，说可以用许多葫芦捆扎做成筏子。这当然可行，不过你看，他们在1722年也还能用细小的木头制作筏子，如果单论“能在水上飘起来”的船，其实是不缺的。
站在今天的技术视角来看，独木舟和筏子没什么不同，不过都是只能在近海平静处划行的落后小船罢了。但在南岛文化圈里，独木舟可绝对算得上“大国重器”。
在南岛人最初进入海洋的阶段，他们使用的也是圆木捆扎的简单木筏，但当航行逐渐进入大洋腹地，木筏就愈发难堪重用了——木筏底部平整，抵御波浪的能力很差，更没有速度和灵活性可言。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次技术革新，就是用更大的两根浮木把木筏抬离水面，原本的木筏渐渐退化为“甲板”部分，瘦长的浮木让船体阻力骤减，速度提升，相互以“木筏甲板”连接的方式又让它比单一浮木独木舟的稳定性好多的。这就是今天的双体船的前身，是一种在有限吨位的前提下，提升甲板利用面积、提升航速和灵活性、提升对抗海浪能力的天才设计。
一般情况下，双体船已经能满足远洋航行的基本需求，但它船型比较大，需要更多坚实的木材和更多人力（在没有铁器可用的时代，南岛人造船大量使用贝壳和石具，试想一下要挖出那么大的一条双体独木舟需要多大的原木，又需要多少人工），而且在很多场合下（比如单人航行，近海捕鱼等），甲板面积和载重等性能指标是超标的。所以在之后的技术发展里，各地又依据自己的自然资源和实际需求继续演化，其中比较明显的趋势是把两个对称的船体演化为一大一小，小的部分只承担支撑平衡的作用而不再负责负重，由此得到的结果就是南岛人的支撑腿独木舟（舷外支架独木舟）。
舷外支架独木舟的建造成本相对低廉，有些岛屿上的熟练工匠只需要2个人和几天时间就能完成一整条船的建造工作，得益于尺寸较小，它操纵起来也更灵活，比如我们看上图这条船的风帆，是依靠一个三角形的顶角固定在“船头”的，可实际上它的“船尾”随时可以变成船头，当风向变化时，只要把三角帆被固定的那个角的绳子解开，然后另一个角和“船尾”重新系上，船马上就灵活转向甚至原地掉头。
或许你还对这样的独木舟能不能胜任远洋航行心怀质疑，确实，像上图这样的独木舟（或更小的）一般用于捕鱼作业和岛群近距离航行，不过能进行远洋航行的那些也并没有大特别多。十几年前曾有过一次太平洋岛民的“寻根之旅”，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法国人类学家易立亚·奥蒂诺（Hiria Ottino）建造了一条15米长的独木舟O TahitiNui Freedom号，带着6个人花费了一百多天，用最原始的方式完成了从大溪地到上海的航行，这个距离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从复活节岛到最近的有人岛屿或南美大陆的距离。
易立亚·奥蒂诺其人还值得多费点笔墨。他的父亲是法国人类学家，母亲是美国考古学家，易立亚在塔希提出生后，又跟随父母的研究步伐辗转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旺，成年后到中国留学，并很快沉浸到中医研究领域。此后易立亚回到法属波利尼西亚，担任政府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对中关系）官员，后来又为海外版《人民日报》工作过，现在的职务是太平洋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和太平洋事务委员会主席，去年我国反击新疆棉事件的时候，易立亚带领的太平洋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极少的几个坚定支持中方立场的西方发达国家民间组织。之前组织的这次独木舟跨洋之旅，也是为了增进太平洋岛国和中国的联系。此君距离获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荣誉称号应该不远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前面格外关注“能长到15米以上的3种巨树”的恢复工作。在本位面里，复活节岛的居民因为失去了建造10~15米远洋型独木舟的资源而被彻底困在了复活节岛上，不仅无法和距离最近的有人居住岛屿（2000公里外的皮特凯恩岛）和最近的大陆（2600公里外的智利）联系，甚至可能失去了航行几十公里前往渔场钓猎大型鱼类和鲸类的能力。而在这个时间段，南岛人群的一些岛群已经开始和西方世界接触，和他们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获得新的资源、铁器技术、甚至西方火枪是我们继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是可行的，生活在新西兰的毛利人同胞就是用自然资源从西方水手手里换到了火枪，然后用技术压制完成了对当地其他部落的虐杀，又在和新西兰殖民者的对抗中给人数几倍于自己的敌人造成相对沉重的打击的。
考虑到我们近期还没有那么大的树木可用，远洋航行也还需要从人员到技术的全面复苏，我们重返海洋的第一步应当是建造3~4米的椰子木独木舟（同样要配备舷外支架，可以不配备风帆），或者没有椰子木的话就捆扎莎草独木舟（如有可能的话，也配备上舷外支架），首先开始近海的钓鱼作业。
以本位面的渔业情况来看，复活节岛周边有相当丰富的飞鱼资源，这种鱼有一定的趋光性，可以用石栗油制作火炬（或直接用石栗果实来燃烧）做灯光诱捕，除了吃之外也可以再做为第二天钓金枪鱼的诱饵。其他近岸小鱼，则可以选择一处海湾，用琼崖海棠的毒液毒鱼获取。
格外需要关注的一种渔业资源是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
本位面的复活节岛周边有颇多金枪鱼出没，这种鱼喜欢成群在岸线周边近海活动，而且在捕食时有跃出海面的习惯，应当不难发现。由于金枪鱼体型很大，几十公斤的个体非常常见，也有记录说极端个体可以达到180公斤左右，力道也很足，我们的捕鱼作业应当以绳钓为主，绳上捆扎葫芦消耗鱼的体力。
更高效的捕鱼方式是设置漂浮物诱饵后用网围捕，这个要看我们的纤维织物是不是够用，如果已经能编制比较大的网，就可以开展这种作业。具体方法是，在金枪鱼活动的区域附近，做一个原木捆扎的简单筏子，筏子下边可以再垂下一些绳索、成捆稻草之类的。这种结构会吸引很多小型鱼类聚集，黄鳍金枪鱼也会被吸引而来。注意，这不是假设，在最近几十年墨西哥周边沿海的捕鱼作业中，这种诱捕方式对金枪鱼的吸引力极其巨大，由此带来的捕捞效率猛烈提升，甚至严重影响了该海区的金枪鱼和海豚种群。
对，这还是一种有力的捕鲸（主要是海豚）方式。诸如斑点海豚，长吻飞旋海豚等小型鲸类经常喜欢和黄鳍金枪鱼合作捕猎，海豚在水面上向下驱赶小型鱼群，金枪鱼在下方又把小型鱼群赶到水面上，很多地区的渔民长期通过观察海豚来寻找金枪鱼群。可以想见的是，我们一旦进入渔网作业模式来捕捉金枪鱼，就几乎一定会同时捕到海豚。
在当代价值观中，由于鲸类资源已经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大规模捕捞而下滑到相当危险的境地，捕鲸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不过如果我们设定在1685年，为求生存的复活节岛岛民必然要开展这样的活动。由于岛民人口有限，技术有限，这样的捕捞对鲸群的影响应该是可控的。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利用的鲸类资源其实还有一些——在复活节岛的东北侧疑似有长须鲸、座头鲸的繁殖场，应当加强对这一海区的观察，如果确实有比较充沛的鲸类资源，可以进行适度猎杀。
考虑到我们的人口有限，又没有成熟的冷藏保鲜技术，只能使用晾晒、腌制等手段短期保鲜，类似于围网捕杀金枪鱼、捕鲸等方式就不必使用的特别频繁，但要保持这样的技术手段定期练习，以防备岛上耕地突然遭到恶劣气象打击减产的特殊情况下，依靠渔业作业也能避免大规模饥荒减员。近海的毒鱼作业和滩涂上的海螺、贝类赶海也要控制规模，像在陆地上一样“休耕”。
在我们已经因为陆地自然资源匮乏吃过一次亏的时候，更要有节制的开发最后一片自然宝库。
在一个只有1000人口（这是题目设定的，实际上同时期的本位面的复活节岛上，人口应该也就是2000多点，差别不大）的小聚落里，讲什么“人口红利”确实有点滑稽，但毫无疑问，我们的人口完全可以在100年的窗口期里翻上几番。
说这话靠的不是梁静茹给的勇气，而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无数实例。就以神秘东方大国的故事来看，明末清初时期因为战乱、饥荒和瘟疫影响，人口下跌到不足1亿，只经过康雍乾三代的休养生息，人口就已经翻番突破了两亿，到了道光前夕，则超过4亿。
要知道，康雍乾时期，高产的南美作物已经完成了引入和推广，蝗旱洪灾依旧发生，普通百姓生活压力依旧很重，只是通过休养生息不发生大的战事，就足以让人口高速增长。更极端的例子则是阿联酋，1950年该国只有7.9万人，现在则超过了900万，当然这要考虑到他们大量的吸引外来劳工前来生活，可只是看阿联酋本国人口也增加到了140多万，70年间也翻了接近20倍。
当然，我们的医疗水平和人均寿命肯定达不到今天的阿联酋、甚至大概率达不到康雍乾时期的中国的高度，这会拉低一些人口增长率。我们当然也没有坐在油桶上的阿联酋、或者万邦来贺的康乾盛世富裕，但社会富裕这事儿和生孩子的联系不一定就那么强烈，不然你看今天你我身边的故事……是吧……
反倒是在生孩子所需的必然条件上——也就是足够的青年人口、充沛的食物、宽松的生活节奏、再加上一个绝对权威对爱情和家庭观的引导上，我们或许反倒占据优势。和康雍乾时期相比，我们的农业和渔业革新效果只会更显著——哪怕按照不进行土地改良的条件下计算，仅仅是把那19%的土地开垦种植，复活节岛的人口承载力也能达到7000~1.5万左右，我们通过梯田和水利工程、休耕轮种提升了土地出产率，通过禾本作物解放了鸡蛋产能，又通过海洋捕捞提供优质蛋白，这时的人口承载力保守估计也能达到两三万左右。至于阿联酋，一个食物都无法自足的国家能做到的事儿，我们有啥做不到的？
说到底，我们岛民完全是在一个基本生活资源富足的大前提下，舒畅的释放爱的激情，自然能提供巨大的生育率。按照保守计算，我们在50年后（估算的平均寿命），人口增长到5000甚至更多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其中的大多数都是青壮的劳动力。
短期内增加这么多的人口，一些基本的社会运行方式也需要进行改变，首先要面临的就是怎么在一家生好几个孩子的前提下，还能不影响青壮年父母的劳动效率，毕竟我们还有那么多农业工程要干，那么多航海实践要摸索呢。这时候可能真的要仿照老国有企业的模式，设置一些公办托儿机构。
一说到这，应该就有敏感的同志要大谈时髦名词——“社会化抚养”了。我知道，我那位秃头本家的“社会化抚养”概念争议很大，但我们要做的模式本来也和他有区别，我们的目的只是让成年人能安心参加劳动，同时给孩子提供安全的生长环境，除此之外，并没有督工所说的“剥夺不合格父母抚养权”之类的极端角度，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劳动后一切照旧。即便在劳动密度最大的时间段——比如连续好几天的到村落外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捕鲸等时候，我们的机构也顶多像是寄宿学校、寄宿托儿所。
我们在1685~1695年间完成了一系列的生产力释放，那么保守估计1690年左右就出现了第一个新生儿高峰，到1705年前后，已经10~15岁左右的青少年儿童就需要集中性的学习，学习的重点首先要放在航海知识领域。南岛人的航海技术是几千年实践积累下来的，包括造船工艺、导航技术等核心技术，都垄断在少数关键行业工会手里秘密传授，甚至成为牟利工具（比如在饥荒年间收取高价，把人疏散到其他岛屿去逃荒）。这不能满足我们的“大航海”需求，必须予以改变。
造船技术方面，要专门选定一部分青年，跟随尚在世的老师傅从植物选材、建造全环节进行学习。一旦椰子林恢复到可以有限利用的程度，就要立刻开始造船尝试，造出的船提供给渔民实际使用，根据渔民反馈进行修改；定期开展一些航海竞速比赛，类似于大学生航模比赛一样的模式，除了可以检验学生建造常规船的水平，也可以单设一项比赛来鼓励创新新的船型，但要重点鼓励那些适合远洋的快速船型。一些大型船只——比如双体船的修造技术，可能已经在登岛后的几百年里渐渐流失了，那么就要在单体独木舟的技术上再尝试组合，争取搞出来。船只保养和修理技术要格外关注，在其他南岛人生活区域的经验表明，有些得不到养护的独木舟使用寿命只有10年左右，我们的木材匮乏经不住这样的浪费，除了简单修补之外，使用后的船也要尽快抬离水面，用植物（石栗）或动物（鲸）油脂涂抹养护。
一直以来，关于南岛人如何在海上辨别方向有不同的假设，有的岛屿似乎是通过观察海浪波纹的方向来定位的，比如可能从A岛出去之后，沿着平直的海浪垂直前进一段时间，等到发现海浪变个成弧形，就该向某个方向转弯了，再走一段时间就到了B岛，这样的导航方式在海浪、风向比较规律固定的海域可能是可行的；
还有的观点认为南岛人是通过观察星辰、太阳的位置判断方向，通过简单计时来估计拐弯时间，比如从A到出去后，沿着和正午太阳垂直（或成XX°角度）一直航行一整个白天，晚上后朝着某颗星星的方向转向，再行驶一个晚上就能到达B岛，这样的导航应该也有用，但如果气象条件遮挡星辰就不能起作用了。
以上这两种方式只适合已经有成熟航线、通过记忆一些关键特征，沿着既有路线通行的模式下。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候鸟迁徙季节跟随候鸟的方向（或反方向）航行，就能到达候鸟的下一个栖息岛屿或者繁殖岛屿。比如长尾杜鹃（Urodynamis taitensis）虽然在太平洋多个热带岛屿过冬，但在春季必须回到新西兰繁殖（唯一繁殖场），那么跟随春季的长尾杜鹃，至少可以实现到新西兰的单程导航。
再比如太平洋杓鹬（Numenius tahitiensis），也分散在多个南岛人生活的热带岛屿越冬，春季则向北飞行前往唯一的繁殖地——阿拉斯加的育空河下游地区，途中必须经过夏威夷西北部的莱珊岛，那么跟着北归的杓鹬航行2000公里抵达夏威夷西北的这座小礁盘后，再沿着岛链转向东南，就能抵达主岛瓦胡岛。
这种导航方式很有可能是最适合复活节岛使用的，甚至可能是最早那批来到复活节岛的人使用的导航方式。岛上后来盛行的“人鸟崇拜”对乌燕鸥（Onychoprion fuscatus）的推崇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点，复活节岛东南的那几个小岛礁确实就是它们的繁殖场，这群燕鸥可能就是在热带海域和复活节岛间周期迁徙的。不过有点恼人的是，在非繁殖季节，乌燕鸥只会飞到热带地区的海域过冬，但并不会回到陆地上栖息。也就是说，跟随完成繁殖的乌燕鸥可能只能到达其他岛屿同纬度的海域，却不能直接导航到岛屿上。
那么我们就必须结合其他导航方式一起使用，尤其是方便我们在超视距范围内找到最近岛屿的那种方式。这里还能利用一种鸟类——白玄鸥（Gygis alba），这种鸟以每天为周期，往返于岛屿和附近相当远的海洋捕食场，而且它们数量极大，分布区域虽然比较广，但基本都是在南岛人活跃的岛屿范围内，我们跟着乌燕鸥抵达热带海域后，就可以跟随白玄鸥找到最近的岛。而如果找到有人岛屿，就可以和当地航海者交流或跟随当地船队，继续前往其他岛屿。
道理是学会了，实际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靠着近海渔业、捕鲸和各种航海比赛，近距离航行和操船技术已经演练熟练之后，趁着几种巨树还在恢复，我们要利用这点时间来点长距离的练习。
在咱们复活节岛东北部有一座小岛，后世的西班牙人发现它之后用两位航海家的名字为它命名“萨拉斯和戈麦斯岛”，在我们的第一批少年海员经过10年系统学习、近海时间后，就要以这里为目标进行远洋训练。
为什么要去这里？这里有人吗？不是，萨拉斯和戈麦斯岛一直无人定居，直到今天也只有一座无人值守的灯塔而已；这里资源资源富庶？不是，这座小岛很贫瘠，岛上既没有森林巨树可用，也没什么稀有资源；这里容易到达吗？还不是，萨拉斯和戈麦斯岛距离复活节岛足有400公里，以支撑腿独木舟的航速，日夜兼程也需要3天才能完成单程，往返时间至少要五六天，面积只有十几公顷，岛上海拔很低，最高处也只有30米，在远处更是难以发现。
我们的近海捕鱼作业可能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也可能已经完成了到距离复活节岛几十公里处捕鲸的作业，但这些活动都是在能看到岛屿的“视距内航行”，这是一种安宁舒适圈，水手在任何情况下都知道身后就是家，没什么可怕。但在真正的远洋航行里，举目四望全是水的航程才是常态，如果不能在一次次真正远离复活节岛的距离上适应和克服这种巨大的恐慌和无力感，水手很容易在航行在崩溃。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适应性训练最好是循序渐进的，从近及远的，可复活节岛周边没有那么多目标可选，400公里外的萨拉斯和戈麦斯岛，就已经是距离我们最近（除了沿海周边的那些小岛屿外）的岛屿目标了。
在复活节岛人的语言体系里，萨拉斯和戈麦斯岛有一个更本土的名字——Manu Motu Motiro Hiva，前往遥远土地途中的小岛。本位面的复活节岛虽然从18世纪初就已经丧失了远洋航行的能力，但岛民的传说中还会经常提到萨拉斯和戈麦斯岛，对它的描述也非常准确，毫无疑问的显示他们曾经多次到过这座岛（结合“前往遥远土 途中”的描述，更让人怀疑复活节岛居民甚至有可能继续航行去过南美沿岸）。也就是说，对于这座岛屿的记忆还在那些年迈的老水手的脑海里，往返的导航特征还比较具体——至少没有完全丧失——依靠这些记忆去找寻萨拉斯和戈麦斯岛，总比靠着几百年前的传说去找其他波利尼西亚人岛屿更靠谱一些。
选择这里作为第一次远洋训练目标，更是因为它能全方位的练习我们的航海技术。
萨拉斯和戈麦斯岛恰好也有白玄鸥和乌燕鸥分布，我们既可以锻炼跟随繁殖期的乌燕鸥寻找岛屿的能力，在熟悉这种导航方式后，又可以在非繁殖季节只观察白玄鸥的日夜往返来找到附近的陆地。后期甚至还可以在航行过程中同时注意观察和记录航行过程中的星辰位置、波浪特征、朝向某个方向航行了几天等等，形成一套原始路书，再轮换使用几种方式独立的完成往返航行。在日后真正的远洋航行里，就可以综合几种导航方式一起使用，以便在某种方式失灵（比如阴天看不到星辰）的时候及时纠偏。
综合来看，前往萨拉斯和戈麦斯岛的航行练习不光是一种无奈之举，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的安全性风险不算特别大，挑战难度适中，开展的训练科目又可以很多样。这样的训练要常态化的进行，也要在不同的季节、不同气象条件下进行，不断地增加难度。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长距离航行测试新的船只，或者练习在海上保持松散编队的能力，甚至可以给远洋捕鲸和钓鱼活动也添加这样的训练项目，毕竟按照本位面的实际情况来看，比复活节岛小的多的萨拉斯和戈麦斯岛，周边海域的生物资源反倒还更丰富一些。
400公里汪洋大海，实践的过程肯定不是我们寥寥几百字写的这么轻松，我们或许要经历许多失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血的代价，这些葬身大海的勇士，有的是怀揣最宝贵航海记忆的老水手，更多的是我们长期培养、才刚刚长成的新希望，他们的损失，远比那些和他们一起沉入海底的宝贵树木雕凿的船只更让人心痛。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能走完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50年的人口增长，让我们能逐渐承受意外带来的人员损失；更长时间的森林保护，第一条15米级独木舟终于在欢呼声中下水；一批又一批航海学院的年轻学院褪去青涩，皮肤也在海风烈日下愈发黝黑。大约在第50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可以站在船头向海岸挥手，或许其中的一位正在喃喃自语——
在《三体》里，大刘塑造了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章北海，通过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坚定地胜利主义者，章北海得以“增援未来”，直到夺取太空战舰控制权后才彻底展示出逃亡主义的本心。但那是小说里的划分，从本质上，章北海的选择既不是胜利主义又不是逃亡主义，他只是一个忠实的实用主义者。所谓的逃亡，只是在审慎判断后得出了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技术鸿沟过于悬殊、正面对抗成功概率微乎其微的准确判断，最终理性选择的结果。
而现在摆放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选择题——逃亡主义&胜利主义。我们也应当从理性上判断。
全员逃出去有没有可能？按照我们的人口估算，50年后已经可以达到5000人以上，100年时间窗口结束后，甚至可能达到1~1.5万人的规模，南岛文化圈里相当大的战争独木舟（比如菲律宾原住民的Karakoa）才偶尔能承载几十到一百多人短距离航行，我们的岛上也不太可能种出能制作这种独木舟的巨树，我们能建造的远洋航行独木舟载员通常在几人~十几人之间，用这么小的船载这么多人，完成这么远距离的航线，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比怎么逃更值得讨论的是逃到哪里去。复活节岛是世界上距离其他人类定居地最远的地区之一，距离最近的有人居住岛屿是皮特凯恩群岛（2000公里），这座小岛的有原住民，而且在不久之后还会迎来一群西方定居者，小岛的资源承载能力也不比复活节岛强到哪里去；稍远一些的则是甘比尔群岛（2600公里），这片群岛在今天的人口规模也只有一千多人，甚至还不如复活节岛的低谷期，让它承载上万人生存简直是天方夜谭；更远一些的马克萨斯群岛（3200公里）资源丰富很多，人口高峰期达到10万左右，但这片群岛内部部落争斗不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容忍我们这股强大的外来力量介入，这里也早就被西方探险者发现，后来受到的外来威胁也最大，人口锐减的远比我们的严重的多，这里也绝对算不上移民好的选择。
另一个方向的航线是前往美洲，这段航程的距离比到其他南岛人的岛屿更远，而且当时的南美已经进入殖民化时代，我们自己迁移过去，和后来被他们抓过去的结果是一样的，大概率都是给殖民者的种植庄园做奴隶工。
再来看那些后期可能会对我们带来威胁的外来者，本位面的复活节岛人口崩溃，首先是源于南美种植园对奴工的需求，尤其是1862年的第一次贩奴运动，秘鲁奴隶贩子就通过武装胁迫和哄骗方式掠走了1407人，十几年后又有奴隶贩子带走了几百人去大溪地种甘蔗，叠加上这些外来者带来的天花、结核病（可能还有性病）共同打击，才在19世纪末把复活节岛的人口彻底击垮。奴隶贸易当然有巨大的利益，不过复活节岛距离主要航线、也距离奴隶的最终使用区域都比较远，成本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只是本位面的贩奴没有受到太大的抵抗，综合来看收益还是划算的。如果我们能增加他们贩奴的成本——比如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他们的贩奴规模必然要衰减，毕竟奴隶贩子不是三体人，不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必须要抢夺地球当新家园的，他们只是想赚钱而已，套用《教父》里的名言——Business isbusiness.收益达不到预期的话，生意是可以不做的。这就是我们的苟存结局。
还有一种结局可能更乐观一些。复活节岛虽然不在贸易航路上，但包括库克船长在内的探险船队、捕鲸船队、海盗都来过此地寻找淡水、修船的木材和食物补给。本位面的复活节岛无法提供这些东西（尤其是淡水和木材），我们架空位面的复活节岛却拥有了这些能力，如果能把复活节岛打造成这些船队的补给节点，我们甚至可能和这些外来者实现微弱的共存结局。
但要努力实现这两个结局，我们首先要利用剩下的时间节点，首先和其他有人居住的岛屿取得联系，获得至关重要的作物、铁器技术和火器，也要在远洋水手中选派一些社交能力比较强、语言天赋的年轻人， 去那些已经被西方世界发现的波利尼西亚岛屿，和最初的这批相对和善的西方探险者、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博物学者们建立比较友善的联系……
风险一方面来自我们的波利尼西亚同胞。从我们设定的1685年起点开始，到第50个年头准备远航，1735年的复活节岛也已经和外界失联了至少100年以上，我们的语言和习俗独立演进这么长时间，还能不能和那些血缘上的同胞友善亲近呢？他们会不会也把我们当做异类看待呢？
风险当然更来自西方的外来者们。此刻的大洋是赌场，横行在海面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既有以探索为目的的科考航行，也有为瓜分领土派出的海军舰队，更少不了海盗、奴隶贩子等野心冒险者，他们既有坚船利炮，也可能携带致命病菌，无论哪一样，都是此刻的我们无法应对的。如果我们的接触以激烈冲突开始，那么损失航海船队还在其次，更有可能暴露本岛的位置信息，惹来杀身之祸——是的，我们有“100年静默期”的保护性设定，但那更像是藏身在迷雾里的被动设计，如果被心怀不轨的西方帆船尾随返航的独木舟找到本岛，也不能排除提早夭折的可能性。
所以，对我们的远行目的地，需要十分小心谨慎的选择。在我们解决了“怎么去”这个大难题的当下，“去哪里”成了更严峻的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过，在整个太平洋上，波利尼西亚人生活的范围接近于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其中我们复活节岛和夏威夷、新西兰一起，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而位于三角形中心的社会群岛不仅是我地理中心，更是人员扩散的最初起点。通过研究各岛居民的神话传说，再结合语言学、工具类型和宗教演变的考古研究，人们基本可以确定，新西兰和夏威夷这两个顶点的移民大概率是从社会群岛中的第二大岛——赖阿特阿（若伊雅提，Raiatea）出发的。
在本位面里，英国的库克船长在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中曾路过并发现了复活节岛，而在和岛民沟通时，船上的一位乘客发挥了重要的翻译作用——Omai，这是一位富有魅力、机智又激情的太平洋原住民。1767年，生活在大溪地的Omai第一次和西方探险者接触，立刻就对外面的世界展现浓厚兴趣，在英国船停留在大溪地修整的那段时间，Omai广泛接触水手，掌握了基础的英语交流能力，还和英国指挥官塞缪尔·沃利斯多次交谈，建立了深厚友谊；2年后，正在进行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库克来到大溪地，两人相识并相谈甚欢；4年后，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库克再次来到这里，Omai主动要求跟随船队前往欧洲开拓视野，库克欣然应允。此后，Omai乘坐库克舰队的HMSAdventure，并在1774年来到复活节岛。根据库克的记录，Omai基本能理解复活节岛人说的话，也能大差不差的和当地人交流。
很巧的是，大溪地和赖阿特阿岛本身就相距不远，都属于社会群岛的一部分，更巧的是，生活在大溪地的Omai，其实本来就是赖阿特阿地主的儿子，只不过由于他的父亲在冲突中被杀害，才逃亡到大溪地寓居的。也就是说，至少在语言上，赖阿特阿岛和复活节岛就产生了相当强烈的联系。
用语言来“认祖寻踪”的方式靠不靠谱呢？实际上，研究词源和文字上的相似性，一直是民族学的重要工具。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考古证据来佐证这种联系——在距离我们最近的有人居住岛屿皮特凯恩群岛里有一座亨德森岛，岛上发现的2具人类头骨和复活节岛原住民的基因关系强烈，皮特凯恩岛使用的工具类型也和复活节岛十分接近。再向前追溯，皮特凯恩群岛和更北侧的甘比尔群岛也有很多交流的痕迹，甚至可以基本判断皮特凯恩岛上的居民本来就是甘比尔群岛资源衰败后移民而来的；而甘比尔群岛的居民或是直接从社会群岛扩散而来，或是从社会群岛扩散到北侧的马克萨斯群岛后，又从马克萨斯群岛扩散而来。
这么看，我们和同胞的语言和习俗阻隔问题似乎是解决了——既然赖阿特阿岛人Omai能听懂我们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和赖阿特阿岛人交流咯。
第一，不管是甘比尔群岛，还是皮特凯恩群岛，当地岛民总是在资源衰败后才向外扩散的，而从新兰，到夏威夷，再到我们这些三角形东南侧的岛群，都是从赖阿特阿岛扩散出来的，还分了好几批、朝不同的方向扩散，这说明什么？首先说明赖阿特阿岛资源应该还没有匮乏，不然也不能养活这么多人一波波的向外扩散；但也说明赖阿特阿岛的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的，不然也不至于一波波人都向外扩散。他们自己的资源可能也就处在满负荷运转的节点上，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有限的。
第二，人又多，资源又有限，除了一部分人被迫向外扩散之外，留在赖阿特阿岛上的人，一定也在激烈的争夺资源（甚至可以说，扩散出去的那些人，就是在岛上竞争失败后无奈才走的），那么这座岛至少是尚武、强势的，我们作为外来者，很可能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从Omai的经历也能看出来，他作为地主的儿子，爹应该就是在岛上争夺资源的战争中被杀害了。
第三，还是要看Omai的故事，他在赖阿特阿岛活不下去之后，跑去的是附近的大溪地。而库克船长在第一次环球航行时还带有另一位原住民翻译图帕亚，图帕亚也是从赖阿特阿岛跑到大溪地逃命的——只不过不是因为赖阿特阿岛内部冲突，而是因为另一座岛波拉波拉岛人对赖阿特阿岛的入侵战争。这两则故事说明，赖阿特阿岛人和大溪地人语言习俗同样想通，大溪地人对外来人相对包容，大溪地的局势更稳定，大溪地的实力很强，逃到这里是安全的。
第四，1767年的英国塞缪尔·沃利斯探险队到达大溪地之后，在这里停留修整了1年之久，还和包括Omai在内的“当地人”关系处的很不错，库克船队每次环球航行，也都要来大溪地修整，除了再次说明大溪地对外来人（甚至包括欧洲人）很包容，也说明欧洲人对这种包容安全的环境很信赖，大溪地已经成了欧洲探险船队前往太平洋腹地的重要集散地。而且就目前时间点来看，大溪地接待的都还是这些比较友善的欧洲船队，没有出现奴隶贩子、海盗船队，不然大溪地人应当也早就变得杯弓蛇影了。
从这些角度来看，大溪地在很长时间里充当了“太平洋小香港”的角色，这里物质最丰富，环境最安全，也最有可能接触到那些相对友善的外来人。
在今天，大溪地以秀美风景成为旅游热点，被誉为“天堂之地”，对正在苦苦救亡图存的我们来说，这片天堂实至名归。
比起我们之前训练的往返800公里航程，单程直线公里的复活节岛-大溪地直达航线是相当恐怖、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尽管我们在过去70年的时间里养育了人口，恢复了一定的植被，修造了一些船只，也培养训练了一支相当强干且储备力量充足的航海者队伍，但也不足以抵消这段航程的阻碍，尤其是相比于萨拉斯和戈麦斯岛，我们岛上最长寿的老水手也不可能去过大溪地，关于大溪地的任何传说记忆都是已经流传几百年、早就严重走样的。
我们前边介绍过，皮特凯恩是复活节岛岛民的上一站，群岛的主岛皮特凯恩岛上不仅曾有人居住，还不断向外扩张殖民，建立了亨德森岛殖民点。不过在1735年的节点上，这片群岛已无人烟——人都到复活节岛上来了嘛。岛被放弃的原因也很简单，这里似乎真的发生过生态崩溃事件。
好消息是，经过几百年恢复，此时的皮特凯恩已经又可以支撑人类活动了，岛上森林植被恢复的相当不错——为什么能这么确信呢？这又要从本位面的一个故事讲起了。
在本位面里，库克船长的第一次环球航行舰队里有一位博物学家班克斯爵士，他在船队航行到大溪地时对岛上的一种植物印象深刻——面包树。根据他的记载，面包树是一种高大又多产的植物，一棵20多米的面包树，每年能长出一百多个巨大果实，每个都有几公斤重，果实碳水含量很高，大溪地人把它作为主食使用。在当时，英国已经占领了加勒比地带，当地的种植园主要种植经济价值高的棉花和甘蔗，粮食反倒长期依赖从外地运输，所以迫切需求一种能在当地生长的、高产又不需要占据太多耕地的粮食作物，能在沙土甚至盐碱地生长的面包树简直在合适不过了。基于此，环球航行后荣升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班克斯爵士极力要求组织一次专门科考，前往大溪地移栽一些面包树，再栽种到加勒比地区去。
1787 年，威廉.布莱斯船长率领赏金号前往完成任务，当他们来到大溪地并获得了足够的树苗准备返航时，船上却发生了叛变，对于这次叛变的原因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认为布莱斯船长对于水手过于苛刻，这导致了手下的反抗，马龙.白兰度担任主角的电影《叛舰喋血记》就是这个版本。但现代的学者普遍不太认同这个版本，因为布莱斯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船长们来说，并没有太过出格的行为，反倒是他的许多手下，似乎被大溪地悠闲的生活和热情又富有异域风情的少女们给迷住了，因此不愿意再回归到那种孤苦的海上漂泊生涯中去，这可能是导致他们叛变、以希望留在大溪地生活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叛变成功了，布莱斯船长被释放，并途径帝汶岛回到英国，随后英国海军很快给叛变定性，并派遣潘多拉号前来抓捕叛徒。叛变的水手也担心被抓到处逃窜，但最初的逃窜很不顺利，经过几次矛盾后，赏金号再次回到大溪地，水手们也分为2派，其中16人要求留在当地生活，剩下9人诱骗了20位大溪地居民（其中14位年轻女性）上船后继续航行，最终抵达皮特凯恩岛定居。水手们认为这里非常理想，因为食物非常充足，土地很肥沃，皮特凯恩岛沿海地区又基本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侧有通向海滩的坡地，十分适合防守。
他们确实成功了，留在大溪地的16人里，有2人在冲突中被杀，其余14人悉数被英国海军抓获，反倒是皮特凯恩岛上的居民一直藏到1802年才被发现，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也还生活在皮特凯恩岛上。
我们启航的时间点是1735年，这则1787年的故事还没有发生，但我们也已经可以得知几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皮特凯恩岛植被已经恢复，至少能开发为一个小定居点；皮特凯恩易守难攻，仅仅依靠地形优势就能作为堡垒使用；皮特凯恩现在没有人，但几十年后会有一群英国人来到，他们有强烈的躲藏在皮特凯恩岛上的意愿，有关于金属冶炼、医疗等方面的技术，有更大的船只，也有火器，但人数却很少，不管是通过谈判和贸易，还是使用暴力手段，都能换取（或迫使他们交出）技术、火器甚至这条船——实际上，他们在来到皮特凯恩之后就把船烧了，如果我们给出足够优渥的价码，换到船并非不可能。
而且，皮特凯恩本来就是我们前往大溪地的必经之地，无论如何，我们原本也需要先抵达这里作为远航的中继站。从复活节岛到达这里的2000公里航程，只是我们以前远洋训练800公里往返的再翻倍，难度并没有太大。还有一个优势是，从复活节岛到皮特凯恩群岛，中间基本再没有其他岛屿存在了，那么只要跟随迁徙候鸟或者白玄鸥，找到皮特凯恩岛的难度也比直接去大溪地小得多。而在前期的探路完成之后，我们也可以把渔业活动拓展到皮特凯恩岛周边来，得益于皮特凯恩以前曾被定居过，一些主要的用来修造船只的植物、甚至一些野化的农作物在岛上已经存在了，岛上甚至还有那种宝贵的面包树！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也可以用大型的独木舟或双体船把复活节岛的作物、鸡和一部分居来，先在岛上建立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农业定居点。这样，一个可以自给自足、可以修补甚至新造船只、也可以给航行和渔业活动提供补给的前哨站就建立起来了。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久呢？今天的航海复原试验发现，从比皮特凯恩更远的甘比尔群岛出发，使用独木舟前往复活节岛的航线天半，以此估算，复活节岛-皮特凯恩的航程可能也就是在15天左右。当然，我们还需要寻找岛屿，建立航线，并让大多数水手熟悉这条航线，需要的时间就远比这多了，而从发现皮特凯恩岛到把这里建设成一个稳定运行的前进基地，需要的时间只会更久。我保守的估算，这至少也要5~10年的时间才能初步实现。
不过考虑到我们的水手已经经过多年准备，在1740年（也就是出发5年内）的时候，至少已经有一批好手可以熟练地掌握往返皮特凯恩的航行了。而在我们不断巩固皮特凯恩-复活节岛航线和建立前进基地的时候，已经逐渐来到皮特凯恩周边作业的先锋船队也可以干点别的：
在皮特凯恩岛东北侧477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