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恒行注册』53年，昔阳县大寨成立合作社，但这条路能不能走通，不知道，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于是村里还成立了其他的组织，有个“互助组”，还有几个自视甚高的单干户，三方互相较劲，陈永贵干脆起草了一份挑战书，开始了对赌比赛。
“那时候的大寨似乎也是一包就灵。”社员的劲头很足，原定98个工的积肥任务之用62个工就完成了，当年秋天庄稼丰收，合作社亩产高达240斤，互助组平均180斤，单干户只有160斤，合作社大获全胜。
53年冬天，大寨大队开始改造村里土地，首战白驼沟，投入工时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围护地12亩，这是大寨古往今来头一次大规模造地工程，57年三战狼窝掌，全社豪气冲天。社员贾进财找不着热饭的柴火，干脆心一横，直接肯冰疙瘩一样的干粮，一旁社员说“有朝一日你下了世，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财说：“狼窝掌20多条大坝，哪条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58年，陈永贵在太原参加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讲述他们大队是怎么鼓足干劲拿下平均亩产540斤的，却没想到这个成绩根本就不够瞧的，因为四个月前人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861斤、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早稻亩产86056斤，“天下第一田”。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队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8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8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8年的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以上这是1964年12月22日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的讲话。
九个月后，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做了一个“四不倒”报告：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全场掌声雷动。
孙启泰、熊志勇在《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中考证，1966年8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来“农业学大寨”。
早期大寨真的是自力更生，才在石头山上，靠人力修反坡地的梯田，实现了温饱。
农业学大寨没有经历过，但是经历过精准扶贫，相信在湖南的人应该知道“十八洞村”吧，这个村的书记是中央后补委员
我同学刚好是这个村的，本来十八栋村是个在深山老林的苗族村寨，村里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大把，由于是精准扶贫首次提出的地点，中央和地方全力支持。
村里有口水井，就贴牌做矿泉水，全市公务用水都采购；腊肉，猕猴桃，苗绣，蜂蜜，民宿……每年只要完成游客和各级行政部门的销售额，就够这个村子吃的够够的，人均收入年年提高。
1970年9月23日，陈永贵在省办的一个学习班毕业大会上作报告时，作为大寨的灵魂人物，曾回应过外界对大寨的质疑，还披露了一些大寨早年的往事。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对学大寨运动的看法。
这是报告的一部分，来自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的《山西省志•陈永贵志》的第五编第三章，第703-713页。
特别是大寨没有自留地，又是大队核算。有些同志回去学了，就收自留地，收人家生产队的猪，把人家房前屋后的树也收归大队了。
确实是没有了。比如自留树的问题，1963年遭灾后，哪还有什么自留树，自留地，连房屋也倒塌了……
为什么不要自留地？不是干部下命令，让社员把自留地交回来，是干部分头下去
是集体富了，集体地分的粮食多，收入也增加了，粮食也增加了，思想也提高了，大家才不要了。我们为了自留地还做了一阵思想工作，动员大家种自留地，这是政策。社员还批评干部不对，一亩集体地能分八九百斤粮食，种一亩自留地才分二三百斤，我还种自留地干嘛呢？
如果说粮食还上不去，社员吃粮也不满足，大家那点自留地添不了斤也能添个两……
把个人那点自留地拿回来，就能增产了吗？就能肥了集体？把自留树拿回来，你就能绿化了？完全不是。我们的生产还没上来，群众还没觉悟，什么要求你都不能满足，你怎么能把自留地取消了呢？
……再一个就是建设新农村。你具备这个条件了吗？粮食还没有过关，你就抓新农村。新农村又不会给你产出粮食来，社员的生活你都维持不了，你怎么能修新农村。
也有的地方看了大寨，回去就拆旧房，盖新房。又带来群众不满。大寨没有拆过一间旧房，旧的都被洪水冲走了，不修不是没有房住了吗？如果搞新农村能拿来粮食，我们早就搞了，还用等1963年洪水以后搞。……
咱就说一下高指标，千斤县，万斤社，卫星队，损失还小？对广大群众积极性挫伤得还小？这样下去阶级敌人还不幸灾乐祸？比如说，一亩地产下3万斤玉米啦，那一棵玉米得产11斤。我们每个县，社，队都听过，每天大喊大叫，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寨一马没有当了先，万马也没有奔腾。我们粮食为什么没有上去？
1957年我们大搞了一冬天土地基本建设。革命加拼命，1958年我们又大搞了一春。每亩地增产了220多斤，每人平均增产了500多斤，这够跃进了嘛。可是我们去参加先进代表会不上榜。人家有万斤社，还有卫星队。他们做我们的工作，要让我们改成双千斤。改了才能上榜，为了一时的模范，窃取国家的荣誉。……
就灰溜溜地回来了。后来上不了榜的低产单位去拜访他们，我记得一亩产110万斤的地瓜……有的同志非常热情，我没那种热情，坐一边考虑：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能说这些话，你们将来咋办呀？在会上我也不指名地批判，有些人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大家知道郭振山，给我做思想工作，永贵呀你不要有情绪，人家成绩大，你成绩小，同志还是好好干吧。
我说他们是成绩大还是浮夸大？他说你可不敢说这话……为什么那些旧县委，旧地委，旧省委，一运动就老想把我置于死地呢？就是我爱提意见。……
到第二年四月份，晋中地委四个人来大寨了。他们说高产单位全都露馅了，你们这坡地打540斤，少了多少？我说我们比540斤不但没少，还多了五六斤。社员口粮分到家里了，储备粮入了库了，征购粮在那里放着哩。
这下给他们惹恨了，到处说什么陈永贵了不起，大寨尾巴翘到天上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甚至还说我们反党。给他们提提意见就是反党。告，告吧！革命嘛，哪能不叫人家告，愿意告尽管告。到了1964年，就借四清之名，行报复之实。
……为了嫌产量高，就丈量土地。全国就大寨是这样搞的。我们的山坡地一亩800斤粮食，他们不信，四化条件具备的平原也没这么高，那就不用了解调查，肯定是黑地。明里802亩，实际还不知几个802亩。
刚开始劲头很足，可是准备多丈出几个802亩，看你往哪里跑，打不倒你算有鬼。丈丈丈50多天，越丈劲头越小。
“文化…”一开始，贫下中农要把他们抓回来，给我们把少了的6亩地修回来。白天拉他去扛石头修地，晚上批判，闹了一个多礼拜。社员扛100多斤的石块爬山也没问题，他扛10斤也要摔跤。干了几天社员们说算了，滚蛋吧，死也修不出来，把他们打发走了。你看他们官僚成个啥样了，还有没有点群众观点？
那怎么又少了呢？刚解放时候我们县有过一次丈量土地，后来又来了一个队与队抽丈。抽丈中发生了矛盾，他们量大寨地，几分地也给算一亩，大寨量其他队也是这样。半亩多也敢报一亩，不是估亩是估嘴。越丈火越大，谁也想治谁一下。所以土地原本就多报了，我们修地，把空补起来。
他们不去调查，只说每年那么修整土地，地是不会少的。整修土地当然是越整越多，越整越少谁还整修？他们量土地，群众掉眼泪。数九寒天，零下20多度，冰冻三尺，两手裂的血缝，修出来土地还要犯罪。掉这个眼泪，他们就要量呀，
这计不成再生一计，说大寨土地没多出来，每年卖给国家20多万斤粮食，一户平均三千斤，粮食局可能给他搞鬼。到粮食局拿出1953年统购统销的账目，上下核对。我们的统购一斤一两也不少。
有次晋中一个干部到大寨了，这个人1963年到过我们村里了解情况。我们说中央有人也在村里，我们还得先接待他们。他就感到对他又不尊重了。农业部的领导走了，社员们下地了，我们比社员晚去了一个小时，就是为了答复他。
四清时他就来问你们有没有乱记工分，我们说一分也没有。话说得绝对了，没留下余地。故意乱记工分肯定没有，但我们没有想到为工作误了那一小时。一说我们没有，他把笔记本冲我们脸上甩来了，看吧，这下可是抓住了。
我们错了，我们就检查。晚上社员回来说不能检查，我们知道你们那天下午来了没抽烟没休息，猛干了一下午把活赶出来了。而且你为工作晚到一小时，还不能记工分，
他一年难道一个小时也不误？他们回一趟家三五天，国家还扣他工资吗？他住医院缺勤几个月，国家还因为生病扣他工资？医药费还全报销。我们也就不检查了，还检查什么呢？
再举一件事。1958年大搞平调，公社修了一个万头猪场，一个猪都没有。大寨大队300多头猪，让我们把猪调过去。我说调过去我们也少了，怎么能调给你，你也没增加社会财富。后来有些地方就调了，不敢不调。
调了猪又开粉坊，收粮食。其他队的粮食都送到了，大寨没送到，打电话批评，人家都送到了，你们还交不来。后来我打电话告诉他，
他就大肆宣扬大寨骄傲得不得了，谁也不敢惹了，咱领导不了大寨，人家还教训咱呢。后来反五风，他又说你们向大寨人学习，大寨人不是顶住了吗？是大寨人用战无不胜的…思想顶住了那些歪风邪气……
这些是说不完举不尽。四清时我们大队贾进才呀，贾承让呀，宋立英呀，……已经准备了自杀，我们县里自杀了大几十个……
有些同志去大寨，对大寨的怀疑也不少。去看了大寨庄稼长得也不特殊，秋天又是大丰收。为什么我们的产量多？有些时候我们长得不如兄弟队好，我们就是没拉腿田。拉腿田有两个，一个是低产作物种的多，麻麦谷黍豆什么小杂粮你都需要，需要就种得多。高产作物长得好，吃不住低产作物拉。另一部分一碗水端不平，靠村近地你就关心，投工往近地投，好肥料往近地撒，远地你就不关心。你不关心它，它也不关心你。
那么大寨小杂粮不专种是不是影响社员需要呢？不但没有少了，反而更多了……土层增厚，肥料增多了，这一地多种条件也就具备了。高产作物下面麻麦谷黍豆样样都有。
我们的地区寒，可上的秸秆肥料多，地也就能取暖了，以前冬小麦种上就死了，现在种上也不往死里冻了，产量也高了。
平心而论，大寨的苦干精神是有学习价值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在当年的氛围下变成了不顾情况完全复制，学了十几年也解决不了农业问题。
而到了后期，大寨为了保面子保地位，多次在粮食产量上作假，改开后被曝光，同时被曝光的还有其它问题。
关于国家支援大寨的问题，是陈永贵至死也接受不了的一宗冤案，也是出生在黄土高坡上的大寨人至今还在喊冤叫屈的重大问题之一。涉及到这样一个对大寨历史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重要问题，笔者不得不慎重考虑。因此，当笔者落脚在火车箱似的靠山窝里以后，往往听到出自大寨人口里的这一段诉说：
开始，笔者被弄得昏头转向，不知这葫芦里装着什么秘密。似乎正中央安放的陈永贵遗像脸色也冷酷了，表情也凝重了，以义愤的激情向笔者投来不满的一瞥。由此，笔者的血压增高了，初次感到事关重大，又无法回避。晚饭过后，笔者带着这个问题特地到梁便良家拜访。受过压抑的梁便良开始也像对待其他记者一样，不让座，不递茶，冷冷地向笔者哼了一声。后来大概看出了笔者有什么诚意，才在气忿中向笔者送过一个小凳子，请笔者坐下，倾诉开了事情的根由。
那时，笔者对陈永贵一生的创作才即将开始，对问题并没有吃透，对“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等于国家再贴给二角二分钱”和国家对大寨的支援，大寨平均亩产达到一万余元这些问题不知该怎么看。后来在挖掘陈永贵历史的过程中，又听到社会上南来北往的言传，这才促使笔者必须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抱着一种出生入死的劲头，闯进大寨问题的旋涡中去解剖这个迷宫。
终于有一天，一篇被大寨人的舌头嚼烂了的文章《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来到了笔者的眼前。它刊登在《山西日报》1980年10月17日的第一版和第三版上，署名者为李国庆和杨玉印。这一篇近万字文章显示出来的信息和笔者从各方面核对出来的材料一对比，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这就不得不使笔者对《背离》（文章的简称）所公布出来的内容和数字要进行一番细致的考证。
《背离》的作者这样提出问题，正好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多少名人豪杰跑向大寨，对大寨的成长过程进行过精细的分析与探讨，不仅仅是为着一个大寨，确确实实是关系我国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为了把大寨打成是国家支援起来的典型，《背离》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以下具体事例：
《背离》向社会公布说：“军民渠是由国家投资，周围几个大队共同贷款（共贷款八万三千元，其中大寨贷款二万三千二百元，至今未还），分摊劳力及解放军帮助修成的。六个蓄水池有五个（三大两小）是由县社专业队和机关干部修建的，只有一个小水池是大寨大队自己修建的。”“至于‘团结沟’渡槽，则全是由国家投资、县、社队专业队修建的水库引水工程。不算这一项工程，仅‘军民渠’和五个蓄水池，县社就投工七、八万个，投资二十万零二千九百余元。”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进入了澄清大寨问题的第一个项目。按《背离》的话说，“军民渠是由国家投资”，“团结沟渡槽则全是由国家投资”，这两句话以后，再不公布国家向这两项工程提供了多少投资，明明是凭空捏造。在笔者面前坐着的梁便良、宋立英、贾进才几位，斩钉截铁地回答：
笔者根据这条线索，便到大寨乡信用合作社核实，经一位领导证实，大寨大队1978年以前没有欠信用社贷款。这就弄清了《背离》所说的并不是事实。《背离》所提的周围几个大队分摊劳力修水池的事，笔者特地找到虎头山背后的井沟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老朋友赵银全，请他详细谈一谈修水池是怎么回事。老赵回忆之后说：“那时候我们在大寨修水池，是为了往井沟大队提水用的。”至于谈到解放军帮助修池修渠一事，问题就更明白了。在笔者的调查中，梁便良和郭凤莲对此谈得十分详细。梁便良说：“为什么叫军民渠，为什么叫支农池，这里有一个背景嘛！那时候正是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不久，支农池已经挖下去了，军民渠也干了半截，都还没有完工。记得军民渠为了通水，还在渠里铺了塑料布，以防渗水。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的同志拉练来了，一看这个情景，首长们就拉着老陈的手，说非干不行，不让干就不高兴。正是因为这样，才起名为支农池，军民渠。”梁便良说：“他们‘揭发’的还不够，还有民族团结友谊沟哩！1963年洪灾之后，我们在赵背峪沟恢复土地时，正好来了参观团，是藏、维吾尔、壮族等37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一看这情景，二话不说，夺了工具就干活，我们才叫成团结沟！难道这不是支援！”郭风莲也说，至于解放军帮助修池这个事，当时的部队领导现在还在，上次他们来还和我谈起此事。周总理第三次访大寨时，为什么要在支农池边和大寨全体社员一起合影留念？为什么要把军民渠作为背景？这本来是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事情，却叫人家颠倒黑白了。涉及到团结沟渡槽一事，就更为荒唐了。确切无疑地说这是大寨公社的社办工程，怎么能栽在大寨身上呢？本来是用杨家坡水库的水引至全公社十多个大队，使全公社受益的社办工程，《背离》为了表白国家支援大寨，硬要那么张冠李戴。从《背离》提供的数据看，这202900元钱不知怎么计算出来的，连大寨人自己也莫名其妙。
对于这个问题，梁便良向笔者说明了原委。他回忆说，那时候大寨社员往地里送肥就是担着扁担上坡。参观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为此皱了眉头。他经常听到过路的参观同志说：“这地方的人太苦了，怎么不找一个窍门呢？”因为那时参观的人多，动不动就来找一些麻烦。中午回来，本来就够累了，还得接见一下参观的同志，不见见面，人家就不走。其实见一见面也很简单，无非是握一握手，互相问个好。那一天中午，梁便良去接待站接见参观的同志，人家就向他提建议，说你们挑担子上山太累，效率也不高，最好还是搞一个高空索道，减轻体力劳动。当时梁便良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东西，后来恰恰变成了现实。
说到这里，梁便良向笔者提供了一条线索：“那时候，具体干的人有县农机厂的王胜兵，你最好找他调查核实一下。”
于是，我就找到了县农机厂的王胜兵。王胜兵看样子年登花甲，连连说他老了，想搞些技术往往找不到用场，十分留恋旧日的往事。他回忆说：“那时候提倡工业支援农业，我是专门执行支农任务的，跑遍了昔阳几乎所有的村庄，解决了若干农机方面的问题。1967年2月，厂里围绕如何为大寨实现机械化展开了大讨论，经过党员们民主选举，大家推选我赴大寨解决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因为我对机、电、钳、焊都精通，别人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我到大寨后，住在接待站，工作由大寨安排。我先为大寨安装了电磨、电碾等生活设施，又和陈永贵、梁便良商议，决定在狼窝掌、康家岭、安坡安装几条高空索道。因为我为大寨的农机事业作出了成绩，曾经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受过报纸表扬。我从1967年一直干到1972年，七条高空索道是我一手干下来的，在虎头山形成了一个高空索道网络，彻底解决了重体力劳动的问题。有关架设日本进口钢丝绳，是因为我的设备不行，需要用阳泉矿务局的回柱绞车才能安装，我才向老陈和老梁提出请求，叫阳泉矿务局来人支援。阳泉那边一听说要帮助大寨，都乐意来帮助，是我把几位师傅请来，连同他们的领导也亲临大寨，由我指挥帮助干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又留下几个人干了一个段落才离开，由我继续干。至于说到支援钢丝绳和其它东西，像《山西日报》那么说就没有根据了。那钢丝绳是煤矿替换出来的，已经不再使用，作为废品处理。一斤按五分钱卖，谁去买也是这个价格。那次是我和梁便良坐一个长车去了阳泉矿务局，一汽车拉了五吨多钢丝绳，梁便良用支票结算。那日本进口钢丝绳也是人家不再使用，大寨和他们搞关系交换的。当时矿务局职工的生活不好调挤，大寨给他们一些粮食和粉条，阳泉帮助大寨解决一部分钢丝绳，各自的困难都克服了。还有从物资局买的一些牵引绳、木料等，我用支票按原价结算。”
由此可以看出，《背离》作者在成文之前太随便了，就连当事人也不找一找就要草率见报，那41670余元的国家投资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
《背离》说：“大寨的喷灌、滴灌工程，是由国家拨给的农机试点经费十六万六千二百一十七元，县水利局投资十五万元，并由国家专门派技术人员帮助修建的。除机械报废、机械折价处理和调回一部分材料款外，净用于大寨喷灌、滴灌工程的就有十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元。”“大寨的农业机械，其负责人也曾说，‘全大队机械九十多台、二十多个种类，这当然也是自己买的。’事实上，大部分是由国家用农机试点经费购买的，共花去三十六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元（包括修建机械化养猪场六万八千一百三十八元）。除试制人员经费，机器报废和折价处理以及调走的机械外，无偿转交和服务消耗于大寨生产的机械、配件、基建设备等，折款二十三万四千四百七十一元。”
这里很明显地看出，《背离》作者在当时太头脑发热了。热到了连喷灌和滴灌是怎么回事也弄不清楚。喷灌可以说是农业机械化试点项目，而大寨苹果园里的滴灌则是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特地送给陈永贵的一套灌溉设备，怎么说成是国家支援呢？把外国总统送给的礼品也说成是国家投资，就太不合乎逻辑了。据郭凤莲回忆说，墨西哥总统送给我国三套这样的设备，分别送给湖南、北京密云水库和大寨。陈永贵接到这套礼品之后，曾经请示过周总理，说是不是由国家作个价，再由大寨付一笔款合适一些？周总理说，这是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不是买卖关系，你们现在可以用于生产，以后还要好好保存，因为它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谈不到作价。除滴灌之外，笔者通过向当事人，原负责农机试点的老干部王本善，负责农机水利的李观斌和负责经费处理的当事人调查，基本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74年，中央在昔阳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根据主席提出的，1980年要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进行具体部署。就在这一年，由中国科学院具体安排了重点试验项目，叫作北方山区汉族农业机械化大寨试点组。据说这次的试点单位还有湖南的韶山、陕西的延安等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农业机械化领导组决定由省、地、县农机、水利、工交、科技等有关单位组成了大寨农机试点组，74年5月份到达大寨。当时中央一机部的同志也参加。投资是由中国科学院分期分批拨给试点经费50万元，由县农机公司另立账号，和大寨不发生任何经济关系。并非像《背离》所说的，由国家向大寨投资，那一笔数字也是极不真实的。试制的项目是：引进山区适应样机，研制小型的适应山区的农机具。大寨只是为其提供一些试验场地。如果因为试验使提供场地的单位造成了损失，还要负责给予赔偿。大寨试点组的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梁便良回忆说，当时他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心里老是不踏实。这个组的主要负责人，省农机局的主要领导秦举里对他说：“我到底要看一看山区能不能实现机械化！”王本善也说，他当时也认为试点场地应该选择大寨。因为昔阳是个山区，从土地的地块看，还是大寨比较适宜，又是全国的一面红旗，还是去那里搞试点好。为此事郭凤莲向北京打电话请示陈永贵，并转告支委们的意见。陈永贵当时的答复是，这个问题要慎重对待，闹不好要影响自力更生，等我回去看一看情况再说。后来陈永贵从北京回来，试点组的同志一再说明试点的经费不和大寨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利用一下大寨的场地，不会影响大寨自力更生的牌子。陈永贵经试点组的同志一再说服，认为给农业机械化试点提供一些场地还是可以的，便由党支部决定，梁便良具体负责场地的提供和铁木匠的服务工作，对于试点组的其它事务一律不加参与。经试验以后，凡适应于山区的机具由试点组折价优先处理给大寨使用，由县农机局的一位同志具体承办财产移交和账目处理问题。价格是根据机械使用、损耗情况分别作出的。像潜水泵一类机器，因为是新的，还没有使用，按原价移交；像吹风机等机具，已经两年使用，折价只有原价的20%。再如安装在康家岭和射阳地两处的喷灌，据一份材料证明，作价的价格也各有不同。射阳地的喷灌按原价的90%移交；康家岭的喷灌就要按使用程度以原价的60%移交。试验的农机具有80多台，经试验有一部分报废回收，有26台试验成功，具体按使用程度作价移交。据这个材料证实，试点组向大寨大队移交的拖拉机、四轮、吊车、脱谷机、潜水泵、粉碎机等26台农机具原价为45003.94元，折价为16856元，经笔者调查，大寨于1977年8月30日将这笔款向县农机公司付清。材料又证明，试点组在大寨试验的喷灌工程，康家岭安装了2024米，原价为28573元，折价为17143.8元，射阳地安装了1426米，折价为11120.4元，两项共折款28264.2元，经笔者调查，大寨于1977年12月15日将这笔款向县农机公司付清。由此看来，在农业机械化试点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陈永贵和大寨这方面，还是试点组这方面，都比较慎重严肃，对折价机械的移交也是处理的较为妥当的。
《背离》提出的“无偿转交”和“服务消耗于大寨的农业”问题，笔者特地向王本善提出：“有没有无偿转交和服务消耗于大寨农业的问题？”王本善回答：“经试验成功的设备和管道全部折价移交，根本不存在无偿转交，也没有服务于大寨农业的情况。”试点组的其他同志也说：
这些话正是针对《背离》的作者说的，除了这些话之外，还有什么话能够使他们清醒头脑呢？
笔者向宋立英几位大寨老支委征询此事时，他们哈哈笑了：“大寨什么时候栽过桑养过蚕？不是鬼打着他们的嘴巴胡说吗？”
落到笔者手里的真实情况是：栽桑养蚕是大寨公社大虎牧场的事情，大虎牧场还利用大寨的土地栽了一批桑树。《背离》的作者们根本不去调查研究，就胡编乱造在报纸上狂呼乱诈，又造成一个重大的失实。
大寨人说这叫歪嘴和尚念不出真经。在大寨红极一时的时期，从中央到县里，从事调查研究的各类人员多如牛毛，他们的费用也能说得上是支援了大寨吗？照此说，一个先进单位就不能有科研人员到那里从事科研项目。
有关农电线路的问题，笔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情节：1963年，大寨遭受了这场毁灭性的洪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曾多次有人到大寨慰问，要求给予大寨支援，陈永贵一一谢绝。有一次，当时的县委副书记郑融陪陈永贵到太原作报告，就又征询陈永贵的意见，你现在究竟还有些什么困难？陈永贵说：说一句老实话，我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上面帮助，就是有一个困难：没有电。如果能给我们送上电，我们修房旋窑的进度就比现在快得多了。郑融就向省里反映。后来中央计委一个副主任听说此事，就向山西提出：如果你们觉得有困难，中央帮助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将了山西一军。山西就主动为大寨解决农电线路问题。要为大寨送电，中间还有留庄和武家坪两个大队，把这两个大队丢下岂不是脱离群众？于是，大寨连同武家坪和留庄都一起送了电。至于电路的费用问题，据李喜慎说，那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理的。高压部分由国家负责，低压部分由集体各自负担。
在核实这个材料时，县水利局干部李国卿向笔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1973年后半年，大寨欠着县水利局3900元水利电费。当时的水利局长王胜国和副局长曲润生商定，这一笔款实在不好意思向人家大寨开口，咱们局里还有经费，给他们报了算了。他们就把这个意见告诉当时在县生产组工作的李国卿。他们都不以为这是个大事。谁也想不到差点儿闯下了大祸。有一天，水利局曲润生找到李国卿说：“伙计，不好啦，梁便良找上门来，追查那一笔电费是谁给算了的，大寨没有钱啦？”李国卿也着了急，没想到大寨还要追查，一时想不出回答的办法。后来他们才到邮电局找到正在开会的县委负责人赵满仓汇报了此事，赵满仓替他们承担了责任，向大寨解释说：“是我安排他们暂时借一下。”第二天梁便良拿来支票到水利局算账。讲到此，李国卿感慨地说：“人家大寨就不落不算账的名，如果人家有依赖思想，那3900元电费的事就不吭声了。正因为人家不落那种坏名声才生那么大的气。”这就证实了，并不是《背离》所说的：什么也要求国家支援。关于炸药一事，笔者曾经看到一个材料，又经过梁便良的核实基本上是属实的。当时大寨和昔阳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造小平原需要炸药。陈永贵听说有一家化工厂每年都要在大山里处理一批报废的炸药，觉得白白丢了实在可惜，是不是用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可是这事在当时属于保密范围，陈永贵便提出对这批炸药“既要保密又能够合理利用”的要求。山西省军区为此慎重考虑之后直接部署，责成晋中军分区和昔阳县武装部长贾火林具体承办，将这部分炸药、导爆索运往大寨，服务于搬山填沟造平原。那时这些炸药和导爆索运回大寨以后，为了安全，工厂还派了各类师傅来大寨培训，传授技术，保证爆破。以上这两项可以算得上是国家支援，但如果把国家的这种支援也列为罪状去批判，那就太不公道了。
谈到大寨得到支援的问题，在1964年之前也是存在的。笔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调查，也曾看到过一些材料。1964年5月，农业部廖鲁言部长来大寨视察时，整理了一个材料，名为《大寨得到外地支援的情况》。比如某厂送给一台锅驼机，某单位送给几根水管等，数量有限。这些情况廖部长知道，周总理和毛主席也知道。这些伟人们并没有因为大寨得到一部分外援而否定大寨的自力更生，反而树立为全国农业战线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面红旗。据笔者了解，大寨到红极一时的时候，也曾得到过上面的支援。这就是《背离》提到的那几批树苗。几位农村支部书记介绍：“当时不少生产大队植树的树苗也有不向林业部门付款的情况，但数额都是有限的。”大寨处于全国上下都捧为至尊至上的特殊地位，省、地、县林业部门给一些树苗，帮助大寨绿化山河也是很自然的。究竟哪一批树苗付款，哪一批没有付款，当时大寨负责林业的贾承富和会计赵素恒已经去世，也难以弄清。
至于谈到县级机关干部、厂矿工人和教师等到大寨劳动，实在摆不到桌面上。那时候提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昔阳县又是过的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不仅仅是一个大寨，昔阳县哪一个生产大队没有接受过干部的劳动？不过，成批成批的干部、工人和其他人员到大寨劳动、栽树，是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事物。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成百上千人聚到那里搞形式主义，效果也不是很好的。干部职工有些埋怨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吸取经验教训。
如何看待大寨所得到的资源，还是用《背离》作者他们自己的话来回答吧：“当然，国家对于农村社队适当地给与一些财力物力支援是应当的，这样做和提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并不矛盾，不能说凡是接受一些国家的支援就是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然而，《背离》的本意并不在这里，它是要阐明一个相反的道理。所以，它将几句公道话说过了之后，马上就将笔锋一转，依照它歪曲和篡改出来的情节写到：“如果没有省、地、县以及国家许多部门的大力支援，仅凭大寨自己的人力和财力，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寨，虎头山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事实充分说明，大寨确实背离了过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自己否定了自己。”这就给大寨下了一个“背离”的定义。《背离》的作者为了更加露骨地作出这个结论，便又毫不客观地公布了几个惊人的数据：“仅以上几项财力、物力支援，共达八十四万四千五百六十五元。按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大寨八十三户，四百八十口人计算，平均每户达一万余元，每人达一千七百五十余元。”“如果算一算上述国家的支援账，大寨每向国家出售一斤粮食，除了规定的粮价外，等于国家再贴给二角二分钱。”
有零有整，数额清楚。一言出口，铁板钉钉。这844,565元和平均每户达一万余元，以及再贴给二角二分钱的结论和数字公布于众以后，又会在十年后发生什么效应呢？先别提事实的失实程度，就按《背离》提供的数据重新计算，这844,565元也很不合众口，只有639,030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提到国家向农业投资问题，这几年国家向农业投资少了，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徘徊不前了。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用国家向农业的投资和农业向国家提供的粮食去折算，给大寨施加罪名，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那时候搞试点，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不少人当年跟着树典型、捧典型，都愿意向大寨伸出一只友谊之手。后来批极左，当然也是形势的需要。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一些人提起笔来进行大折大翻的肯定到否定的时候，为什么都是冲着别人去呢？梁便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如果那时候要伸手，且不说几十万，就是几百万元也是有人给的。但我们不能要，就是有人给，我们也不收。”所以，陈永贵在临去世之前，还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当大寨的老支委们梁便良、郭凤莲、宋立英看望他时，从他蠕动的嘴唇里发出微弱的声音，还是唠叨着那几句话：“大寨不是用国家的钱扶起来的，不是记者写出来的，不是领导捧起来的，而是大寨人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这是陈永贵留在人间的一声最迫切的喊冤声。
《背离》对大寨作了理论上和数字上的定义以后，又得寸进尺：“这些年来，大寨向国家要的，或者国家对大寨的支援确实太多了，这在全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别人只能望而兴叹。大寨那个代表人物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一方面矢口否认国家对大寨的支援，另一方面则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学习他们的所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完全是欺人之谈，是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嘲讽。”
《背离》为能彻底攻击大寨，采用了一种极不端正的手段。据大寨人反映，有几位记者为了在修房问题上作些文章，便利用记者的大牌，把三都公社郭家庄村的几位石匠叫到大寨接待站，叫他们作证说明大寨的修房是低价收买了他们的劳动力的。大寨人十分感谢郭家庄工匠们的公正态度，当记者们用很不端正的态度强迫他们时，郭家庄的工匠们仍然坚持说：“当时大寨分红是一元半，可是我们那时的分红才几角钱。那几年昔阳其它村的劳动力到阳泉搞副业也是一元半，还不管吃喝。我们给大寨修窑洞还管吃喝，够便宜啦！”尽管如此，《背离》对大寨修窑一事还是一种很不公道的评价。
从《大寨背离大寨精神》的炮制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文章所产生的效果在今天就看得非常明显。当时，这篇文章一经《山西日报》发表，各地电台广播，报刊转载，成了轰动社会的热门话题。亿万读者都为此迷惑不解：一向被宣传为自力更生的典型，怎么又是国家用844,565元资金扶植起来的？不仅在国内，这篇文章在国外也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少外国记者根据中国官方的宣传也把大寨看成是国家支援的典型。英国传记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思根据中国的宣传也对大寨作了“是用国家的资金扶植起来的一个典型”的结论。1991年5月，日本一位友人来大寨访问，就是要亲眼目睹大寨是否是用国家资金支援起来的，当他见不到郭凤莲时，就一再向陪同人员询问：“是不是把郭凤莲关押起来了？”直到和郭凤莲见面为止。
时至今天，《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也给一些肆意攻击、污蔑、否定大寨的人准备了精神食粮。1990年6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在彻底否定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彻底否定周恩来总理关于大寨精神的提出的时候，也以《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为依据，作出了“大寨是国家用重金垒出来的典型”的结论。因此，对于这篇文章，不仅在国内，就在国外也很有澄清是非的必要。
假的终究是假的，迟早会被人们识破。《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的出笼，尽管来势之猛、影响之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暴露了它的虚伪。1988年1月，广州《现代人报》记者刘丹第一次对《背离》进行抨击，《黄河》《山西支部建设》《山西青年》《晋中日报》《文学报》等报刊从不同的方式披露了《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的严重失实问题。但时至今日，这一案还悬而未决。可见，问题到了多么复杂的程度。
当南来北往的记者向梁便良、郭凤莲和众多的大寨老人采访的时候，这些受过委屈的大寨人不止一次地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个水落石出。长眠在虎头山的陈永贵和滚打在七沟八梁的老农们只有用佛教中的两句名言来安慰自己：
大寨是农业集体化成果的典型，要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分田单干，首先就是要把这面旗帜用最无耻、最卑鄙的谣言来挂倒它！！ 然后再竖起另一面旗帜——小岗村，大寨和小岗村的争论表面上是农业道路问题，而实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有政治立场掺杂其中，能做到客观准确？所以春风之后的《人民日报》还是代表人民的吗？还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天动万象钟
我赶上一个尾巴，1974-1977年参与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就记忆所及写一点。
1957年，中国粮食总产达到当时的历史峰值，达19505万吨，但随即经历了一个大马鞍形，至1966年方才超过1957年的历史峰值，达21400万吨（1965年为19453万吨，仍低于1957年）。
再则错判国际形势，总以为要和苏联、美国打仗，甚至要打核战争（1969年搞大疏散，确确实实家家挖防空洞），战备粮抓的很紧，储量逐年增加。同时，对亚非拉国家的无偿援助也是逐年增加的，对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及欧洲的明灯国阿尔巴尼亚、非洲的坦桑尼亚的无偿援助尤其令人瞩目。
与此同时，人口数量增长很快，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已超6亿，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已达7.2亿。中间经历了一个马鞍形，否则还要高。
人要吃饭，人口增长这样快，加上不断增加战备粮及对外援助，粮食是十分紧张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坚持公社、大队与小队三级所有制及大呼隆的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以大寨为典型，1964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后期又增加了四条，分别体现粮食生产组织形式、种植结构、分配制度与意识形态：
2、以粮为纲，限制乃至取缔经济作物种植与加工，限制家庭养殖业与种植业，压缩自留地与自留山，规定家庭养殖家禽与家畜的数量，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
大寨的耕地面积增加与粮食单产、总产增长，到底是不是假的？早期并不是假的。但这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利用分不开。
中国早就是一个土地被过度垦殖的国家，尤其是中东部，人力所能开垦的林低与荒地，哪里没有开垦？悬崖峭壁上都开出巴掌大的小块耕地，种植油料作物与土豆、红薯、玉米、南瓜等旱地作物。
1950-1970年代的钢钎、炸药、雷管、大型机械、大型运输工具及钢筋、混凝土的推广使用，使得过去无法人工开垦的林地、荒地变为可开垦土地，使得增加耕地面积及改善水利条件成为可行之事。大寨就是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一个典型。其对虎头山及狼掌窝的开垦，是开荒的典范。
中国农业技术及其运用都是落后的，单产长期上不去。但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引进西方农业科技，引入良种及育种技术，北方小麦产量有所提高。五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引进了前苏联的育种技术。五十年代开始的农业技术“大爆炸”及初步工业化的实现，使得化肥、农药、农膜与农机的使用得到推广。在这方面，大寨也可以算走在前面的一个典型。
我早期在家乡用过的化肥包括氮氨、尿素，农药则包括六六粉、敌敌畏与乐果；农膜有少量使用，主要用于育秧；至于钢钎、炸药与雷管，已经十分普遍，甚至用于炸危害庄稼的野兽（主要是野猪与豪猪）。水稻品种 ，开始是低产但品优的小红稻（“红米饭、南瓜汤”中的红米，就是小红稻出产），大概1970年前后改了高产的三九稻，但它的缺陷是禾杆太高，不抗倒伏，台风季倒伏导致减长；后来大约1975年前后改种珍珠矮，抗倒伏，产量比三九稻低，但比小红稻高不少，是高产稳产品种。
予生也晚，未经历早期农业学大寨，对其具体情形了解不多，至1975年-1977年，农业学大寨已经进入尾声，问题已经很大。
首先是大寨本身出了问题。它就那样一点点地方（一个生产大队），粮食单产与总产早就见顶，但作为典型，它还必须保持显著的增长，否则还拿什么维持典型？因此，它不但吃偏饭（资金、农膜、化肥、农药、机械的投入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不得不造假，包括搞什么“海绵田”及数据造假（官方有系统的调查与披露）。
大寨模式是“两高一低”：高征购、高积累与低分配，大寨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无显著提高，推行到全国就是农民特穷，饭也吃不饱。高征购的粮食一方面供应了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另一方面增加了战备粮和对外援助。
大寨模式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以粮为纲”，只重粮食生产，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社员搞副业生产，限制家庭养殖业与利用自留地、边角地地种植经济作物。
随着陈永贵、郭凤莲担任全国性领导职务，当地干部作风腐化，借“阶级斗争”理论，制造“阶级敌人”、“破坏分子”等，打人捆人现象不时发生。
其次是全国农村组织前往大寨参观学习，以及不断召开各种等级与范围的学大寨会议、炮制宣传资料，造成了惊人的浪费。
再次（其实是最严重的问题），大寨“经验”充其量部分适用于北方干旱气候下为主的山地地区，却不分气候、降水、土壤、植被、地势、地形，全国推广、复制，劳民伤财，不但成效低，而且造成了浪费劳动力、浪费种子、肥料与农药，造成水土流失等后果。例如南方高山区毁林、炸石开荒，形成的耕地，花费很大，而产量却极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很快就废弃了，“退耕还林”的土地有不少就是农业学大寨时开荒形成的低产田与低产地。
旱改水，把茶地、中药种植用地、水果种植、桐油种植用地等经济作物用地改为粮食用地，得不偿失，造成农民家庭收入减少。
旱改水的另一大危害是把有水源保障的社员家庭自留地改为集体所有的水田，稻米增产极其有限，但涉及到的家庭却蒙受了巨大损失，主要体现在杂粮产量大减，而杂粮在那个年代是主粮的重要补充，“瓜菜半年粮”虽显夸张，但却是普遍现象。
杂粮减少，不但人饿肚子，家禽家畜缺少杂粮饲料，生长变慢，出肉率降低，造成的问题更大。后来干脆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但压缩自留地面积、好地调孬地，甚至用规定饲养数量，多出限数的一历杀掉，偷着喂养的没收，人还要挨批斗。
副食品匮乏、肉蛋奶不足，是农业学大寨的后果之一，尽管不完全是农业学大寨造成的。
由于推行大寨的“穷过渡”与“高积累，低分配”，工分值极低，超支户比例畸高，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挫伤。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粮食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早期已基本完成的水利建设（主要在1961年之前完成或开始修建，在1972年之前完成，如红旗渠）、良种推广、化肥、农药、农膜使用量加大、大量进口粮食、释放战备粮等等，但放弃以农业学大寨为核心的日趋僵化的公社、大队与小队三级集体所有制，改变大呼隆的生产方式，释放了农民长期受严重束缚的生产积极性，废弃“以粮为纲”的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与家庭养殖业，副食品大大增加，是关键因素之一。
（一）关于水利建设。就我亲历了解，现在仍在发挥作用（灌溉及水源地乃至这湖那湖的风景区等）的许多水利工程（可能占总量的50%以上）确实是1950-1961年建成的，大江大河的治理，尤其是淮河的治理，也是这个时间段内完成或基本完成。它们与农业学大寨无关，农业学大寨主要是完善小型水利设施及巩固前期大中型水利工程，例如长江大堤的培固。
这和农业生产组织集体化（即公社、大队与小队三级所有制）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技术提升的结果。以治淮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位于安徽省霍山县境内的佛子岭水库而言，不是炸药、前苏联支援的挖土机械、钢筋混凝土，靠传统技术与人力，根本不可能实施那样宏伟的工程。它1952年动工，1954年建成，那时还没有公社化，安徽还没有搞互助组。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征用民工规模更大，因此形成了大办水利、水利大YUE进。但它的结果是长达九年的粮食大马鞍形和1959-1961年的人口马鞍形。如果适当放缓进度，部分工程延至七八十年代，可以部分避免两个马鞍形。但前提是适当提倡以自愿为基本导向的避孕节育，调节人口增长。
（二）关于提高粮食单产。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推广双季稻与双抢，及套种冬小麦。这与农业学大寨基本无关，在农业学大寨作为运动大规模推行之前，就已基本完成。
（三）关于战备粮。我家在高山区，粮食不能完全自给，每年要吃几个月的返销粮。返销粮主要还是主粮（南方以稻谷、大米为主），但也搭一些玉米、红薯干等杂粮。1972年或1973年开始，主粮明显减少，杂粮明显增加，而且杂粮多是陈化粮，红薯干陈化以后发黑、发苦，猪都不愿吃。只好人吃，可小孩不肯吃，一吃就哇哇哭（如我弟），只好大人吃，好在量也不算太大。
（四）关于战备。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确实搞得很紧张。然而，陈、徐、聂、叶四帅加熊向晖等人深入研究，写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珍宝岛的一棵树》，总体结论是打不起来，并有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了他们的论断是正确的，改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立在这个报告的战略判断基础之上的。因此，改开有两个重要措施，一是释放过高的储备粮，二是把三线废了。
（五）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大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974年或1975年，教员引用了这句话，并说还存在八级工资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今后要取消等等。当时迅疾作为最高指示，下发至生产小队。
自留地、自留山的经营及饲养家禽家畜，被视为列宁所指的“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土壤，因此，要加以限制乃至取缔。“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终极理论根据是列宁的那句话。
割资本主义尾巴，除限制养猪（南方）、养鸡鸭鹅之外，当然包括对经营自留地与自留山的限制。猪、鸡的饲料部分来自于自留地与自留山，砍掉部分自留地与自留山，减少饲料来源，有釜底抽薪的意义。但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小队也难以推进。好在不久也就取消于无形了。
我们现在的行政村包括三个自然村，中间隔着两条河（溪），其中两个自然村在河右岸，另一个在河左岸，一共不满100户，当时却是两个生产小队，右岸两村一个生产队，左岸单独为一个生产队，他们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基本都是同姓族住。
我们村（自然村）又分三个居民点，最大的居民点有三十多户，同姓族住，有几个外姓也基本都是赘婿家庭。另两个居民点，一个五户都是同姓，五家共高祖，还未出五服；另一个是三姓杂住，共四户。另一个自然村十几户，基本都是移民，姓很杂，有两三户是我们村的女婿。
生产小队设生产队长与副队长各一名、妇女队长一名、党小组长一名、会计一名、出纳兼保管员一名、记分员两名、民兵排长一名、生产组长两名，还有小学老师一名。
其中，生产队副队长、妇女队长、党小组长、记分员、民兵排长、生产组长都不脱产，生产队长与会计半脱产，出纳兼保管员与小学代课教师全脱产。
就人口结构而言，我们队共计有壮劳力（壮年男性劳动力）四五十名，多为30后至50后，20后当时五十来岁，照说也还是壮劳力，但他们那代人被抓壮丁及因其他变故而死去的不少，有的还有病，在完整的劳动力结构中就显得不足轻重了。
一个参加过新四军，是新四军军部直属队的班长，皖南事变被打散，突围后回家务农，解放后担任过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但是文盲，不能胜任工作被解职，回家务农，但仍属光荣人家，每年得到慰问，子女有优越感。
另一个是被抓了壮丁的，分在郑洞国的部队里，1948年长春起义后加入解放军，后归西北解放军，参加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后转业回到家乡，当过乡干部，佩盒子炮（手枪），但也是不识字，脾气暴躁，与他的上级吵架，两人都拔了盒子炮，差点对射而被撤职。他是一个大孝子，二哥夫妇去世早，留下一对孤儿，受他老母所托，要养大这对孤儿，因此他终身未婚。
他后来把侄女嫁出去，为侄子成了家，他就和侄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他们家也是光荣人家。
一户姓陶，是江北遭受水灾逃荒来我们村定居的。他们的大儿子，文革前参军，转业在矿山工作。他们家是光荣人家。
一户姓吴，他们家的次子1970年参军，是光荣人家。他们的长子在三年中是饿死的（本身就有病，营养跟不上）。
另有两个上大学的为工农兵学员。一个是和生产大队副大队长的女儿谈恋爱而被推荐上大学。他粮校毕业后回本县工作，与初恋对象结婚生子，后担任过县粮食局局长。另一人和大队民兵营长的妹妹谈恋爱，被推荐上大学，但两年后与民兵营长的妹妹分手了，毕业后也未回乡。
还有一名矿工，是生产队长的侄儿、记分员的次子，招工去的。他和一名上海下放美女知青结婚，在矿山定居。
一户杨姓人家由一名年老寡妇带一名“孙子”生活。老太太那时有七十岁左右，她丈夫不知啥时候去世了，有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解放初参加了以会道门为基干的武装九路军，被逮捕判了重刑，一直在关押之中。她的儿子被捕前并未结婚，那个孙子是他姐姐的儿子，养不活送他的。
九路军的口号是“九路军是八路军的老子”，吃朱砂，喝雄黄酒，赤膊冲铎，被解放军消灭。
因为儿子因反革命罪被判刑，老太太和她的“孙子”（其实是外孙）就是反革命家属，生活十分悲惨。
一户伪甲长家庭，姓江，是杨老太太的女婿。他没有犯下什么大的罪恶，也没有什么民愤，但属于管制分子（四类分子中的一种）。他有一个大女儿，却嫁给了生产队记分员的儿子；三个儿子属于四类分子的幼崽受到了歧视。伪甲长识字，生产队后期代理过保管员。
一个江西人姓徐，他家是大地主，他解放前是KMT县党部的一个干部，还当过伪保长，解放后被逮捕判刑。三年自然灾害时监狱疏散犯人，他孤身一人被疏散到我们队，接受管制，是唯一的真正的四类分子。他是民国大学生，有学问。
另一个江西人是苏区的，两口子都当过红军干部，女的据说是红军团级干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流落到我们这里，开纸坊造纸。一个以前的战友在江西不能存身，前来找到他们，他们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给他送饭，但后来出卖了这名战友，导致战友被捕并被杀害。解放后，战友成为烈士（我们小时候上学，每年清明节祭奠的烈士就是他），他们家男的却被捕关押，死在监狱里，但女的没事。他们的孩子似乎也没有受到牵连，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初中毕业，当过我们队的会计与代课老师。
还有一个姓吴的，也参加过九路军，但脱离的早，隐瞒的也好。1972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却被揭发，被逮捕判刑。他的家属当过几年四类分子，受歧视。
我们队有一个五保户。他是江北水灾逃荒来的，在纸坊和不同的寺院打短工过日，但吃喝赌俱全，还养姘头，故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六十多岁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五保户。
从职业划分的角度看，我们队有木匠五人，其中四人师属同门，主要做大木，另有一人是独出的，做小木。还有竹匠家传手艺父子两人，但没有铁匠，打造及修理铁质农具，需上大队。
全大队的手艺人另编一个大队直属手工业生产队，但也拿工分，口粮及分红则在原生产队。
从文化程度上来讲，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但30后、40后有五六人（都是男的）因上过私塾或因别的缘故，文化程度相当于高小，只有一人是30后，不知他的学历是什么，我读高中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副校长。伪保长是20后，由于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上过大学已如前述，伪甲长也是20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文化程度较高，但也不过相当于初中毕业吧。50头有两名高中毕业生，就是被推荐上大学的两人，另有初中毕业生三人或四人，至于小学毕业生，理论上都是，但其实缀学的比例很大，没几个能读报纸的。50末与60头的有三名高中生，其中两人参加了1978年和1979年的高考，连续两年落榜，也就死心塌地地务农了，另有一人参军，退伍回乡务农，后担任村支书多年。这些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女人没有读高中的。
40后有一名女初中毕业生，是我们的代课老师，后担任大队文化馆馆长，居然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乡土作家，是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还编纂了一本古诗词，由省文化出版社出版。
60后，初中毕业就有十来个了，但真的实的文化程度还看各自的情况，参差不齐。有两人（一男一女）初中毕业后考取初中专，跳出农门，毕业后回乡当了老师。读高中的有三人，一人毕业后考取大专，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那里安家。另有一人在人民公社被解散以后考取本科后又考取了研究生，在城里定居与安家。还有一人没考上大学（含大专），后到大队当文书，读函授大专，毕业后转干，人民公社解散后到企业工作，成为某上市公司的总监。
说到人口，就不得不说知识青年。我们大队分到三四十个知青，分到我们队的是四个，全是男的，全是上海人。他们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他们是1968年一块儿分来的，至1974年就找各种理由，陆续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不过，人民公社后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来了几个，那已脱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范畴，是另外一件事了。
1958年至1961年之前，生产队有天有地管空气，什么都归它所有，连社员家的房子、养的猪鸡鸭鹅都是它的，称为“共产”，大炼钢铁时筹集燃料，指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吃大食堂，社员家里不开伙，猪鸡鸭鹅都归公，拿到食堂里共享，很快就没人喂猪养鸡了。1962年是个分水岭，食堂解散了，社员分到了自留地，恢复了家庭种植业与养殖业。至于自留山，各地情况不一样，平原地区无山可分，高山区政策上不许分，只有低矮丘陵地区方才分自留山。
我们队的主要集体财产是一百多亩水田、五六十亩旱地和林地若干。水田人均不足一亩，其中还有约三分之一是高山冷水田，产量很低。旱地面积比水田要少一点，主要是茶地，也有部分用于种植中药材、油茶树等经济作物。最大的土地是林地，大概有千亩以上，人均超过三十亩，但山林采伐有严格限制。
生产队有队屋一所。我们队有一座空庙，就拿它做队部。原来的大佛殿泥塑菩萨被清空了，作为库房；原地藏殿改为会议厅，生产队所有的社员大会都在这里召开；方丈室改为队委会，归队委开会用；知客寮是个套间，做了财务室。它的正屋里还有一些空屋，用途不一，例如下放知青就住这里，原是出家人的寮房，一人一间，住的很舒坦。
谷种、大犁、耙、耨、打谷桶、晒帘等大型农具、农药、化肥、钢钎、炸药、雷管、导火索等也存放在庙里的杂屋内，集中保管。
这座庙的厨房与餐厅很大，大YUE进吃食堂就在这路，大食堂废止后，大厨房改作了茶叶制作间，餐厅则改为一间教室。整个生产队小学，三个年级，只有这一间教室，上课是复式。
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队部所在的空庙被发还出家人，我们又造了一个队部。那时，由于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共活动已经被大幅压缩，这间新队屋用处已经不大，但同时已经开放旅游业，这座房子是按旅社用途造的，开了一个旅社，有二十间客房，还有乒乓球室，厨房和餐厅也很大。
1、种田。从育秧、插秧开始到收割，晒干、过扇与入库，是个包含几十个环节的细活、累活。我们在高山区，主粮每年只种一季稻谷，山下丘陵与平原地带推广双季稻之后，那就格外辛苦了。早稻在入秋十来天前就要收割，晚稻要在立秋日之前完成插秧，时间要求非常严格，故必须抢收抢种（简称“双抢”），男女老少都得干活，妇女尤其辛苦。因此，我们的姑娘都不愿嫁给山下人家，而我们的小伙容易找到媳妇儿，因为山下的姑娘更愿意嫁给我们的小伙与鳏夫。
2、种茶。茶树是多年生常绿灌木，我们是高山区，茶树不生虫，不用打药，施肥也简单，深秋之后翻一遍土地，将野草挖起浅埋在茶地即可。茶树耐旱，不用浇水。故而，相对于种田而言要简单一些，但细活也不少，主要反映在采茶与制茶环节。当天采集的鲜茶必须当天制作成干茶，因此挑灯夜战在所难免。
出售茶叶是生产队的主要现金来源之一，占到全队年度现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当时实行统购统销，茶叶只能出售给供销社，别无选择，故而统一定价，不受供需关系的影响。
3、竹木砍伐与运输。我们算林区，每年都要砍伐一定数量的竹木卖给供销社系统的竹木站，换取现金。这块现金收入占生产队年度现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竹木站设在山下，我们砍伐竹木后，要自己肩挑手提送去，回程就在公社粮站买了稻谷、大米、杂粮挑上山来，送入队里的仓库。
和茶叶一样，竹木等一切生产队出售的东西，出售价格也是供销社单方定价，生产队并无议价权。所谓“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就是这么来的。统购统销体制，是集体化、公社化以后农民群体收获的最大枷锁，一边维护统购统销体制，一边说要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剪刀差、向贫下中农学习云云，都是虚伪。
砍柴是为炒茶叶用的，烧炭是为了烘制茶叶用，寒天开会也需烤火，用得着木炭。
虽然开始用化肥，但量还有限，仍须种植红花草及采集绿肥。一种是割青草送入牛屋，既可当牛饲料，也可以积肥。当然，百草之中有毒草，这种积肥方式的最大要点是剔除毒草。另一种是把田畈里青草直接给割了，放在水田里沤肥。
养牛是生产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不能中断了活儿，牛每日都要吃草。冬天吃干草，因此收割稻谷的时候，稻草要晒干后码成垛，春、夏、秋三季牛吃青草，每天都要有人放牛。牛是最倔强的家畜，野外吃草又慢，还会乱跑，放牛可是个苦活。
1958年-1860年，集体所有制是以公社为单位的，生产由公社一级组织统一安排与指挥，造成至少很大的混乱与损失，“五风”之乱与此有很大关系。1961年是“实事求是年”，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初步认识到了问题，改为“队为基础”，压缩公社与大队的地理与所辖人口的规模（大社拆分），将所有制与生产指挥权都下放到生产大队，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体制仍然不顺，，从1962年开始（有的地方是1961年下半年），将“队为基础”中的“队”进一步明确为生产小队，才基本克服了“五风问题”。
举一个例子。在1962年之前，生产大队地理范围内的所有山林都属大队所有，大队就成立了专门的砍伐队，有队长、副队长等职务，直属大队。砍伐队在各村山上砍伐竹木，出售收入归大队，得款由大队统一调剂分配，砍了此小队的竹木，钱却用在了彼小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大队一级有了钱，乱花、浪费现象突出。落实小队所有制以后，专门的砍伐队被取消了。小队社员农忙时节干农活，农闲时砍伐竹木，出售得款在小队范围之内使用，就公平多了。
农忙时节，例如插秧季，男女劳动力，基本都去插秧，学校放农忙假，本意上也是让学生为农忙服务（实际上无需）。但其实这里也有自然形成的分工，使牛犁田、操田都有一定技术含量，由相对固定的有经验的男社员负责，别人是插不上手的。采茶季也是大忙季，而且部分与插秧季重迭。但这活适合妇女们做，实际上也主要由她们做。农闲时，谁去砍伐竹木，谁去烧炭，谁去耘田，谁去积肥，谁去挑圩，由生产队长或队委会统一安排部署，大体上是根据社员们的性别、年龄、体能、健康壮况、经验值等要素来的，而且保持相对稳定，每年只是根据情况变化做小幅调整。例如砍伐竹木及运输，需要大力气，不太适合妇女及年老、体弱者们以及性格太毛躁的社员们从事，一般会安排胆大心细的男性壮劳力去做；又如烧炭，有一定技术含量，会派有经验者从事这项工作。
人们常说生产队社员干活是“大呼隆”。这个说法大体是对的，但主要是指农忙季节及工分制方面（详后），并不是毫无分工。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限制多种经营，社员又不能外出打工，导致人多活少，干活时一轰而上，五个人的活计十个人甚至十五个人干，一轰而上，一哄而散。所以湖南农民说的“出了一天工，硬是冇出汗”，流传甚广。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作用之一，是通过自发调节机制，使原公社体制下的大大富余的粮食生产者回到适应其需要的数量，其余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到了多种经营领域，一下子就活起来了；农村多种经营仍容纳不下的农民劳动力，流入了乡镇企业及城市打工人的行业。继续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一个人干过去三四个人的活，是偏紧张的，但也得干，好腾出家庭中的其他劳动力去干更挣钱的活儿。这就是家庭联系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说法的真相。
我的观察如此。举个例子。我数了一下，我们生产小队从1958年开始实行公社化到1978年，壮劳力净增加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但除了那些并不产生什么效益的“折腾活”之外，农活虽然也有增长，但与劳动力的迅猛增长显然不成比例。因此，1978年社员人均干活量要比1958年少的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五年内转业从事多种经营者，达到1978年的劳动力总人数的70%以上，而原来低工分的老弱妇孺的劳动强度明显增加，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农业价值及个人收入也明显提高。
改开四十多年来，农民累计为其他行业输送了百亿量级劳动力（以平均每年6亿计算，40年为240亿，所谓“人口红利”主要指此），这在大寨体制下是不可想象之事。
左饪们从书本中是看不到这些的，又不愿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命题，得出种种荒谬的观点。我以前还跟他们解释过，也与他们辩论过，现在都懒得跟他们说话了。
生产队的粮食的分配体制是怎样的？古来农民吃粮分三种人，第一是地主，出租的土地和佃农按比例分配出产并分担赋税、傜役负担；第二是自耕农，扣除赋税、承担徭役，余粮归己，这是农业社会稳定的基石；第三是无地农民，除佃农以外，做别的营生买粮吃，没有营生的只好讨饭。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天辟地，第一次提出农民粮食定量，余粮归天父（即天父的代表太平天国政权），但因遭到了农村各阶层的强烈抵制，并未真正实行，而实行“着佃交粮”制度，等于在其实控区基本消灭了地主阶层，大大壮大了自耕农阶层。因此，太平天国受到了原佃农阶层的欢迎。他们仅需向太平天国交粮税，而省却了向地主交租，实际等于大幅度减租减息了。
地主非死即逃，自然恨的要死，做梦都想复辟；自耕农是吃亏的，因为他们交的粮税更重，很多人加入地方团练对抗太平军即为此，江浙尤其突出。这可能与江浙地区自耕农比例较大有关。
日本侵略者在我东北地区（伪满州的）局部推行过“打荷”制度，口粮定量，余粮征购，运往日本本土。
统购统销制作来源于《天朝田亩制度》或曰受其启发，其广泛实施在1954年，比公社化早。但和公社化结合，却令人意想不到的造成了一大一小两个马鞍形......
就农民粮食分配而言，取消比例制而改为定量制。以估产为依据，以男性成人每日一斤稻谷（城镇人口是1斤/日/人大米）为基本标准，妇女、老人与小孩减量留粮，余粮作为公粮定额按规定价格卖给粮站，增产归队，增人自行消化。对于吃返销粮的地区，也以估产为依据，扣除自产粮，差额由生产队统一向粮站购买，价格固定（比收购价高，因为还要计算运输、仓储费用及损耗），保证供应。
这一制度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还保留了很多年，完全无问题，甚至还出现了卖粮难、打白条等现象。除了粮食产量随着科技成果转化大幅提升的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副食品供应大幅增加，顶替了部分粮食摄入需求。肉、蛋、奶、鱼、油、果摄入多了，粮食摄入需求自然少了。有些蔬菜没有油，尤其是野菜，不加食用油烹煮，人根本不愿吃，有了充足的食用油，就变成美味了。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吃返销粮的地区也不吃返销粮了，向粮贩买粮吃，通常是送货上门。
优质原粮稻谷标准出米率是70%，折算成255斤和大米和109.5斤米糖。米糠主要用来喂猪，属精饲料，主要在催肥阶段投喂。但一户社员人口再多也只喂一口自留猪，人口多的人家在米糠上是占便宜的，他们家的猪吃的米糠会比较多，用于打猪草上的时间会比较少，猪也会喂的更肥，但反过来，因为人口多，人均食肉量却不会显著增加。
1958年-1959年广东省带头，很快席卷农村发起了一场反瞒产运动；怀疑农民隐瞒了粮食产量，搜查极为严厉，捆绑吊打都有。其实是估产不准，统计水份的问题。吃大食堂是造成小马鞍型的一大害，但这和反瞒产有很大关系，不准在家做饭，瞒产还有啥用？当然，这个问题还有更复杂的层面，实际上是削减留粮，不赘。
造成人口小马鞍型的一个原因，在南方稻米产区是有人吃谷糠，无法排泄胀死了。
南方普遍种油菜，社员自用油定量，定量以外的纳入统购体系。我们在高山区，种不了油菜，菜籽油根据定额向粮站购买，严重不足。养了自留猪的人家吃猪油，肥肉可以熬油，所以猪越肥越好，但是因为精饲料不足，偏偏喂不肥。因故没有自留猪的人家更惨。
社员家庭也要用钱，主要日常用途是买布、肥皂、煤油、红糖与白糖、盐与酱油等日常用品。其中只有盐与酱油不用票，其他的都用票，定量供应。买布主要是做衣服、做布鞋及各种缝补。大人可以多年不做新衣，但孩子成年之前年年长高，虽然哥哥、姐姐的衣服弟弟、妹妹接着穿，但每年做新衣总是省不了的钢需。山区夜间照明传统上用菜籽油、豆油，甚至松明子，但菜子油、豆油作为食用油定量了，吃的都不够，不可能用于照明了。家里孩子上学，夜里要看书做作业什么的，松明子不行，因此，对于有学生的社员家庭，煤油也是钢需。过去洗衣服用皂角，但人口多了，皂角不够用，再说皂角洗衣服也洗不干净，七十年代基本都用肥皂了。
另一项经常性开支是有学生的家庭，学费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书包、笔墨纸张什么的，还得家长花钱。
买烟与酒的钱也是不可免的日常开支。吃烟多数是自种的烟叶，吸旱烟与水烟，纸烟几分钱一包。酒是地瓜酒，价钱已经记不得了。
家里房子漏水，该添换屋瓦了，得花钱去买，家用农具锄头、砍刀、草刀与钉耙等不够用了或是坏了，得自己花钱添置及修理。至于盖新房什么的，极为罕见，有的话也是换工为主，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花钱的。
人情往来虽然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但婚丧嫁娶及走亲戚总是还不能完全蠲除，多少要用点儿现金。
社员家要用钱怎么办呢？由于不准做副业，又不准投机倒把（实际上是做小商贩），社员家庭能变现的只有鸡蛋，供销社敞开收购，七分钱一只，不限量。所以，那时候有“老母鸡是农民银行”、“鸡屁股钱”这样的说法，但主粮不足，养鸡数量有限。山下的农民，住在城郊且头脑灵活的，冒着风险，变着法子做点黑市，我们山区就出售点木柴、木炭、茶叶与笋干什么的，也属于黑市，但除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个荒诞时期，已是半公开。
家庭现金性收入远抵不上家庭开支所需，要用钱时只能向生产小队“要”钱，有借和支的区别。
支钱是对进款户而言的，但进款户凤毛麟角，大多数社会是家庭是超支户，打借条向生产队借钱用，年终分红，如果一户社员家庭所借款总额超过他们当年的工分折算的现金性所得，就算超支了。
超支也不可能有钱还的，继续借，继续超，只是借支要由生产队长批准，生产队长批条子的时候，对超支户卡的严，超支越多卡的越严，有时还会一边批条子一边给臭脸，甚至口头训诫几句，但这也视借钱人与生产队长的关系而定。
生产队的计酬办法是工分制。一个成年健康男性劳动力从事一整天寻常农活的基础工分是10分，妇女、老人酌减，非寻常劳动则酌加。
例如插秧，就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寻常农活，基础工分为10分的成年男劳力插秧一天就得10分工。他的妻子，同样插秧一整天却只得7分工分。她的基础工分是怎么来的？自报公议。在评分会上，她自己报一个工分数，参会的全体社员没有异议的话，这个自报数就作为她以后劳动记取基础工分的标准；如果有人有异议，则公议决定。但有异议的情况极为罕见。评分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也有的地方是每年都开吧），期间因得病等情形导致劳动能力下降的，重议基础工分。
除基础工分制外，也有计件工分。采茶就是论斤计工分，一斤一个工分；运输竹木也论斤计工分。
男女六十岁以上老人参加集体劳动采取自愿制，参加劳动的仍计工分。女社员满60岁一般不再从事日常劳动，在家带娃、种菜、喂猪、养鸡、做家务活，但采茶季节，仍去采茶，获得工分，男社员一般从事集体劳动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为止。
我们队有个老农活的长，七十五岁还和别人一起去住草棚看田，也就是住在远离村庄、荒无人烟的一片梯田（大寨田）边的草屋里，夜间敲几次锣吓吓野猪，使稻谷免受它们的糟塌；另一位比他年纪稍小的老农，他的活计是巡田，看看哪个田缺水了报告队长派人去补水，哪个田水太多需要排涝。他们都是闲不住的人；参加集体劳动既为排遣闲暇时间，也为挣点工分，虽然工分并不值钱。
生产队设有计分员，把每个社员当天做什么活儿，该记多少工分记录下来。社员自己也记账，第二年年头分红前有权与记分员核对。但文盲、半文盲多，能记账的人不多，去与记分员核对的也是少数。
记分员付出劳动，享受工分补贴，也有一定权力。我曾帮长辈去核对过工分，发现记少了，需要纠正。
一个社员一年的劳动所得等于他/她一年的总工分乘以生产队当年的工份值。例如，一个人一年干活累计2000分工分，工分值为0.1元，那么他/她一年的劳动所得就为200元。扣除粮食、茶叶等从生产队分到的生活必需品折算的钱，以及借支的钱总额之余额，就是他/她可以拿回家的钱。假设他/她一年分的粮食和茶叶合计折算200元，借款50元，那么，他/她当年超支50元。另一人累计2500分工分，工分值不变，粮食与茶叶折算仍为200元，借款30元，那么他/她当年进款20元，如果上年及以前超支累计100元，进款冲抵超支，只核减超支20元，他/她仍拿不到现金回家，只是生产队的账本上，他/她的超支金额会从100元改为80元。（数据仅为举例方便而设）
生产队的工分值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就是生产队当年可分配总收入/全队社员总工分数，具体公式是：（现金性收入+粮食、茶叶等实物比照收购价折算的收入）-（生产队一年总支出后得到的净收入+净收入*乘以积累率）/全队社员当年总工分数，得到的那个值就是工分值，一般在0.5元以下，还有几分钱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家庭，一年干到头，只会落得个超支户，进款户没有超过百分之十的。
这是一个巨复杂的系统，完全不适用于当时文盲、半文盲占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什么脱产的保管员、半脱产的会计、享受工分补贴的计分员等等，都是这个体系派生出来的。
它的一大危害是割断了农民劳动与家庭劳动成果之间的直接的与直观的联系，与粮食生产劳动力过剩、大呼隆的生产方式相叠加，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现象突出。越穷越不想干，越不干越穷，造成了恶性循环。
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也就是在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抗灾能力弱的整体环境之下，为大多数农民及其家庭提供了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村、农民基于天然差异（人口结构差异、体质、力气差异及健康差异等）造成的不均衡与不公正现象，劳动力最弱的家庭与劳动力最强大的家庭，生活质量不会相差太大，劳动力最强的可能是进款户，劳动力最差的是超支户，但超支户仍可向生产队借钱，维持基本生存。集体事业，还为一些集体事业提供了资金与劳动力支持。
由于这个系统过于精细、复杂，时隔太久，老人已过世，我的记忆也未必完整与准确，但自信大体不会错太多。
社员在生产队的安排下从事一般性劳动，并无义务工，但从事公益性工程劳动则会有义务工。
培固长江大堤，修建防洪工程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性劳动，根据县里的统一安排，全县每个生产队都必须安排一定劳动力，于农闲季节到达指定地点，从事这项工作。这是有报酬的，县水利局会根据派工情况，与公社结算，公社再与大队结算，大队跟小队结算，结算时会扣掉义务工。
我们队离大堤（圩区）有几十公里之远且在高山之上，但也派劳力参加这个工程，社员自带被褥、劳动工具（锄头、畚箕与扁担等），住简易工房，吃住都在工地旁，生活很艰苦。每人都出义务工，党员、团员、铁姑娘队员多出，普通社员少出，但总体量不大，比方说，某社员共干了六十天的活，被扣五六个义务工，不计工分，但其余五十多天是计工分的；除基础工分外，由于生活艰苦且顾不上家，还有外勤补助工分。
1974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