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在畜牧业的发展中发挥着很重要作用，但是也给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畜牧业发展大国，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传统产业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信息技术运用在畜牧业行业的时间比较晚，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主要运用在档案信息记录、饲料配比率计算、模拟系统设计等比较普遍。在养殖场地使用相应的管理软件对畜种的生命体征状况能够进行及时的检测，使养殖场的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的科学规范化。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到畜牧业的养殖过程中，能够对畜种的产量盈亏情况进行准确记录、分析等，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同时在对相应的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运用信息技术，能够对育种的数量、饲料配比量等都进行严格的把控[1]。但是，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畜牧业养殖者思想比较传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相应的信息计算管理知识和技术，不能够对信息技术进行有效利用；第二，相应的信息技术设施价格贵，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而有的养殖户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根本不能够承受这样的经济压力，使得信息技术运用在畜牧业中受到了限制；第三，国家政府部门缺乏重视，对相应的畜牧业信息技术人才培训力度不足，没有认识到信息技术在畜牧业发展的作用。
物联网计算是一种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测和管理的一种新型的网络技术[2]，将其应用到畜牧业中是促进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畜牧业产业发展创新的关键。就奶牛来说，把这一计算应用到奶牛的养殖过程中，能够对畜种奶牛的饮食状况、产奶总量等进行监控，对养殖人员合理的饲料分配，疾病的防范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还可以通过将扫描技术运用到养殖过程中，不断地调整更新技术，达到精细化管理的效果，降低养殖风险发生几率，促进畜牧业养殖的精细和智能化发展。
所谓的食品安全的溯源体制，指的是各类食品在销售时期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畜牧养殖、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以及餐饮等环节)中，都要经过严格的监控和管理[3]，使得所销售的产品具有安全性。这一体制的建立，可以使管理体制变得更加规范，弄清管理的职责范围，对所生产的食品进行严格的把控，避免不合格的食品流通到市场，使食品的质量安全得到一定保障。以猪肉为例，在对猪养殖的过程中，需要给每头猪挂上耳标，也就是仓库管理系统，保证其和数据库中记录的猪的种类、数量、健康程度等相符合，能够方便对猪养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追踪检测。猪被屠宰的时候，应该将原有的耳标换成GSI标识，再将收集到的每头猪的情况记录到相应的管理系统中。将在猪肉售卖的过程中运用GSI标识方便对该食品的流通方向、存储状况等各类信息监控和管理。在食品售卖的过程中，购买者能够利用计算机、手机、短信等各种方式对食品的供应和销售状况进行了解，实现溯源。
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给各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2015年。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互联网+”纳入进去，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将传统的畜牧业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实现商品的交换，是电商必须要完成的，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畜牧行业的电商工作，一定要找准合适的发展模式，不能够盲目定位，要做到线上与线下的和谐统一，再利用微信、淘宝等作为食品流通的途径，减少营销所需的资金投入。另外，还应该找准食品发展的特色，深入挖掘产品的内涵，树立品牌形象，降低风险发生几率，利用合适的平台，满足消费者实际的需要，将互联网和畜牧业的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推动畜牧业的发展。
信息技术在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畜牧业发展体制上的创新。将信息技术运用在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在使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对畜牧业相关的养殖和生产工作严格的管理和监控，对相应的数据信息进行准确记录、分析，将畜牧业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传递给相应的管理部门，实现畜牧业的发展更新。因此，科学化、标准化的信息技术是促进畜牧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
[1]张杰,董庆土.甘南州传统经济模式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制约及调整思路[J].草业科学,2015(8):65-67.
[2]张继英,师守祥.甘南生态经济建设支撑体系研究(五)保障体系分析[J].草业科学,2014,20(6):79-81.
杭锦旗地处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全旗面积1.89万平方公里，共有人口13.2万，其中蒙古族2.3万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牧业四旗之一。所以对杭锦旗牧区情况的调查分析，对于鄂尔多斯乃至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的牧区地区都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经过调查后的数据得知，牧民的收入来源构成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传统的畜牧业所带来的收入；二、由政府相关部门发的补贴及草场禁牧之后所给予的补偿，以及因公司承包牧民的草场所支付给牧民的费用；三、牧民通过打工或者个体经营所获得的收益及其他。
通过以上三种方式中何种收入来源为主要支配性的收入来源可以将牧民分为三种类型：一、传统靠畜牧业为主要收入的传统型牧民；二、依靠补贴及将草场转包出去获得收益的移民型牧民；三、通过打工及个体经营作为主要收益来源的新型牧民。
严格意义上讲后两种已经不能称之为牧民，但是由调查所知，仅有7%（1/14）左右的牧民草场没有禁牧，而在牧区大部分地区的草场都在不同程度的禁牧。因此，后两种牧民的产生也是必然的，而且也是绝大多数牧民所面临的问题。
调查中传统型牧民有三户，这三户分别在伊和乌苏、锡尼镇、独贵塔拉镇。每户平均拥有草场面积为4967亩，拥有牲畜140头只左右，而有传统畜牧业所带来的年收入大部分在二至三万元左右。传统型牧民同样面临着草场禁牧的问题。一部分草场在每年的4月1日至7月1日期间禁牧，因此这段时间内牧民需要自己购买饲草料。另一部分牧民则是全年禁牧，因此只能在牧场上偷偷放牧。被调查牧户表示，禁牧补贴为4.95元每亩，但是并不能维持生计。（在调查中，有一位以传统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牧民，同时也在七星湖旅游区打工（牵骆驼），打工收入大约占其总收入的37%。因此旅游业也给牧民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移民型牧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依靠由政府所发的各种类型的补贴，草场禁牧之后所支付给牧民的补偿以及公司对草场进行有偿使用后支付给牧民的费用。
在调查中移民型牧民公司有四户，分别在巴音乌苏镇、锡尼镇和伊和乌苏。平均每户拥有草场面积为4500亩，但是都已禁牧，对于禁牧的年限，大部分牧民并不清楚。四户牧民中，两户完全没有牲畜，而另两户，一户拥有10只左右的猪和少量的奶羊；另一户则有20多只羊，并完全圈养。这样规模的牲畜饲养，基本上不会给牧民带来可观的收入。而对于牧民所受的补贴，一户表示每月有400元的低保，另一户每年可以从承包给公司的7000亩草场中获得6-8万元的收入。而其他两户并未透露获得的补贴金额。但是表示“如果补贴不够，再去打工赚钱对于”。 对于收入，移民型牧民表示“将将过活”、“仅够每年的生活所需”或“每年稍稍有些存款”。
通过打工或者个体经营为主要收益来源的牧民，在调查中此类牧民共有七户，占总调查户数的50%，分别在巴音乌苏镇、锡尼镇、独贵塔拉镇（其中有一户草场在呼和木独，但是在巴音乌苏镇经营餐馆）。七户牧民平均拥有草场面积为5086亩，但是草场也多面临禁牧问题或者承保给公司。同移民型牧民相同，大部分新型牧民所拥有的牲畜数比较少，并且不再主要通过畜牧业获得收入。但是一部分在景区打工的牧民，自有的马、驼常用于景区内为游客提供的活动项目中，并以此获利。
调查中涉及的七户牧民，有两户牧民在移民后，在城镇等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经营餐馆或者商店。其中一户年收入大约在23万左右，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
另有四户牧民，主要在旅游景区打工或者经营餐饮住宿。在景区打工的方式主要是牵马、牵骆驼（旅游区为游客提供的骑马、驼项目）。这四户牧民收入水平在2-3万到10-20万不等。收入较高的普遍集中在独贵塔拉镇，七星湖旅游区。
对于经济水平的标准，主要取决于GDP的指标。但是从采访中，牧民对于其经济水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收入来进行描述。由图表1可以看出三种类型的牧民年收入差距，以及每种收入类型所占的比例。
传统型牧民的传统牧业收入虽然相较其他两种类型的牧民较多，但是在收入总数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牧业收入比较固定，与牲畜数量成正比，目前个体化草场承包经营方式，以及禁牧、休牧的政策使得牲畜数量到了一定程度后便无法增加，因此限制了牧民的收入。同时传统型牧民的收入模式比较单一，仅有少数牧民通过打工或者其他方式增加额外收入。
移民型牧民主要是因为当地草场禁牧，无法再从事传统牧业。同时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从事其他行业，因此其收入主要靠各种类型的补贴，其中最为广泛的主要的补贴是草场禁牧补贴。草场禁牧补贴在杭锦旗各个地区的补贴标准并不相同，同时也有个别地区的牧民并没有领到发放的补贴，因此在大部分牧民都面临禁牧问题的时候，草场禁牧补贴数目有较大差距。一部分牧民将自己的草场承包给“亿利”“伊泰”等公司，公司按照使用草场的面积，以及用途支付给牧民草场租金。如伊和乌苏镇的奥登隔日勒（音译）女士将自己家在呼和木独的7000亩草场租给伊泰集团30年，伊泰集团则会每年支付一定的租金。
补贴型收入相对比较稳定，收入也相对传统型牧民来说更可观一些。其缺点是受到政策影响比较大，同时无法持续的作为长时间的收入来源，因此仅仅应该作为牧区经济转型中支持过度的一种手段。
新型牧民的经济状况在图标1中显得十分突出，打工及个体经营收入很高。收入比较高的牧民经历了比较成功的经济转型，其主要收入均来自于第三产业中。其中从事个体经营的牧民收入水平相较于打工的高。牧民布特日图（音译）在独贵塔拉镇七星湖旅游景区经营马场，每年通过经营马场可获得10万元左右的利润。通过调查得知，在旅游区经营往往需要给旅游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管理费。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牵马的牧民需要支付收入的三分之二给公司，在独贵塔拉镇七星湖旅游区，则是需要将收入的34%作为管理费。
新型牧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通过个体经营的受众比较少，很难在大面积的普及给牧民。由于经验、地理位置以及机会等原因，往往仅有少部分牧民会成功的自己经营。同时缺少代表牧民利益的组织或者工会，牧民在于大型企业的合作中，因为缺少博弈，其利益往往无法的到保障。
调查中，十四户牧民中有五户在旅游区内，打工或者经营餐饮住宿等工作，占总调查数的35.7%。而剩余的64.3%的牧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到旅游行业当中。
当问及牧民对当地旅游业或者旅游政策了解多少时，78.6%的牧民表示完全不知道。仅仅有21.4%的牧民表示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这其中没有参与到旅游行业中的牧民则100%的不了解旅游业或者任何旅游相关的政策。牧民回答未参与旅游业原因时，答案主要集中在“资金缺乏”和“不会参与”这两项上，同时还有牧民回答“不知道”“没想过”。
从此可以看出，牧民们对于旅游业基本没有了解，同时也从来没有想过从事旅游行业。
五户参与旅游的牧民中三户在旅游区内牵马、驼。另两户中，一户经营马场，同时也牵马。另一户在七星湖经营餐饮。在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虽然有一部分牧民没有经过采访，但是经过简单询问得知，当地牧民在旅游区主要从事行业是牵供游客活动的马、驼等，还有一部分牧民在旅游区内经营贩售当地特产。而旅游区内的管理与经营工作主要是从外地请来的专业人员进行的。情况在独贵塔拉镇七星湖旅游区也是一样，当地牧民已经普遍移民至牧民新村，牧民们在牧民新村主要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一部分牧民在旅游区的活动区牵马、驼。但是景区的经营管理人员主要是外地来的专业人员以及集团内部人员进行。
居民参与度低主要原因：一、地域限制。在全旗的范围内来看，参与度低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杭锦旗旅游开发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开发成型的旅游景区并不多，不可能所有的牧民都有机会参与到旅游业钟来。往往旅游景区附近的居民有相对多一些的几回。从杭锦旗旅游局得到的一份材料显示，境内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景区主要有：七星湖旅游区、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三盛公水里枢纽、神光响沙、夜鸣沙、朔方古道旅游区。二、自身限制因素。由于自身因素（受教育程度等）、竞争力差、资金短缺、社会关系欠广而参与度受到限制，调查中能否用蒙汉双语交流成为旅游企业招聘的重要条件，采访在七星湖经营马场的牧民布特日图时，他说“会少量汉语，与游客交流比较费劲”。同时当地的牧民太自由散漫，总是回家，不易管理。
《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所倡导的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牧区发展旅游业，最为根本的目的是提高当地牧民的生活水平，解决牧民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在牧区地区，牧民之间的合作化已经开始。因为个体化草场承包经营并不适合传统牧业的发展，并且在草场、牧场经过给后代的多次分割之后，草场与养畜规模之前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大。同时内蒙古草原景观作为一个大尺度大的旅游景观资源，并不适合由网围栏分割开来，不仅仅影响旅游资源的观赏性，同时限制了草原旅游的发展。无论是传统畜牧业的发展还是牧区旅游业的发展，牧民之间的合作都是必然的。
在当前大量牧民面临禁牧、移民的情况下。旅游业，作为低碳，环保，同时可以在对草场影响极小的情况下，利用牧民的草场、牲畜等资源，极大提高牧民收入水平，改善牧民生活条件的行业，应当大力、科学的发展。
（三）在旅游区提高牧民的旅游参与度，创造一种保护牧民利益，同时协调牧民、企业、政府间关系的机制。
牧民的参与主要在三个方面：（1）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2）参与旅游发展而带来利益的分配；（3）参与相关知识的培训。牧民的参与度与牧民利益成正比，但是保护和提高牧民的参与度，就必须建立一种协调牧民、企业、政府间关系的保障机制。
[1]黄海辉.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探析黑龙江对外经贸.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 年第 6 期
[2]额尔敦.内蒙古牧区社区及社区旅游发展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10.4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其中畜牧业贡献了很多的力量，畜牧兽医的重要性也越发明显，其在畜牧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现如今畜牧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畜牧兽医技术必须要得到高度的重视，针对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优化过去陈旧的畜牧兽医技术管理制度，为我国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畜牧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而畜牧兽医技术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对其进行制度的优化和创新是非常必要的。过去的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在管理的过程中，忽视责任管理的重要性，领导部门对其重视不高，各部门工作混乱毫无章程，这也就导致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没有充分的依据，员工责任意识不强。因此，畜牧部门应该对此加强管理，提高重视。第一，提高相关领导的重视。领导在畜牧兽医工作的开展中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提高领导的重视，不仅可以深入制度的落实，还能够提高部门的管理力度，为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完善提供依据。第二，增强员工的责任感。畜牧兽医技术是为基层服务的，工作人员责任意识的提升，能够使其认识到技术管理的重要性，提高管理质量。这样一来，畜牧部门的管理人员也能够按照法律规定严格对畜牧产品质量的监管，以免不健康食品危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直接影响着整个畜牧业的发展，所以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是畜牧兽医技术管理制度不断优化的重要保证[1]。
畜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但是畜牧兽医技术发展的弊端仍然是层出不穷，对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优化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其中在管理的过程中体制分散，权责不明确，多部门共同管理效率不高，交叉事件多等都是影响管理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针对于此种情况畜牧站必须要健全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第一，科学划分畜牧站内各部门的职责，权责范围以及员工权限等，以免各部门之间交叉工作太多，工作人员相互推卸，工作积极性不高，避免工作人员之间嫌隙过多，影响工作效率。同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完善技术管理的体制还能够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推动畜牧兽医技术管理制度的创新和优化。第二，建立并完善以往的奖惩机制，对于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做过重大贡献的工作人员要采取物质奖励、晋升奖励和精神奖励等措施。而对于工作懈怠，造成重大失误的人员要加大惩处力度，以免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第三，完善畜牧站的人才晋升机制。为了保证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系的不断优化，就要充分的吸收和引进优秀的技术人才。首先在人才招聘上要严格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才准入；其次建立良好的晋升制度，加强对重点技术人才的培养，为有能力的人才营造更好的发展前景，避免造成人员流失，同时畜牧部门在人才管理中还要积极融入人性化管理的思想，让工作人员认识到畜牧兽医技术是关系国家发展和国民健康大事，提高畜牧兽医技术管理的效率。
畜牧兽医在我国畜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过去长久疏忽，疏于管理，导致在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中出现了多头管理，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的现象，这也是畜牧站内监督监管不严造成的。因此，畜牧部门应该针对此种现象设立专门的部门，进行单独管理，减少各部门之间过多牵连，要保证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另外，除管理部门要单独设立之外，还要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实时的监督和监管，尤其要对畜牧产品的安全，一旦发现有质量不过关的畜牧产品马上销毁，以免对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2]。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关乎着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关系着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和环境质量，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件。因此，畜牧站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的建立，需要相关的领导人员做好带头和领导作用，避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出现偷懒耍滑的现象，这样才能够确保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不断优化，推动我国畜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畜牧业在我国发展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畜牧兽医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时间并不长，缺乏完善的技术实践，技术管理问题较多，这也是导致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的主要原因。因此，畜牧兽医技术管理体制的优化，需要畜牧部门的领导提高重视，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监督体制，明确划分畜牧部门的职权，明确各部门的分工，为工作人员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促进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21世纪的今天,几乎无人忽视环境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无论从各地区严峻的环境形势还是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来看,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迫在眉睫、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大庆“九五”期间就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相关工作。在“十五”期间,大庆一直在坚定不移地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全面开展了推进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效果。仅2005年,大庆市生态环境建设总投资高达29.12亿元,投资额居黑龙江省第一。但是,环境资源的保护不仅是生态环境破坏后的补救,更重要是开发、使用之前的规划。在制定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时,应当将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且各规划之间应当互相协调。本文以此为衡量标准,对大庆畜牧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分析。
《大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为《大庆十一五规划》),在第四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其发展战略包括:优化提升畜牧业战略、巩固发展种植业战略、加快壮大县域经济战略。优化提升畜牧业战略的具体目标是“:依托资源优势,把畜牧业作为农业主导产业加快发展。壮大牛、猪、鹅经济,带动整个畜牧业发展。进行品种改良,提高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加强风险防控体系、畜禽繁育推广体系和疫病防治体系建设,保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到2010年,全市奶牛存栏达到45万头,畜牧业增加值占农业比重达到60%以上。”
(一)从经济角度的分析《大庆十一五规划》没有将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种植业上,而是转为重点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前联种植业,后续加工业,它对粮食的转化和土地的增值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其他产业所不可替代的,发展畜牧业是农业产业升级的需要。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对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畜牧业市场前景广,发展潜力大。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这一战略选择顺应了市场的需求,能够促进农民经济收入快速增长,因此是一项科学的战略选择。大庆畜牧业的发展不仅肩负着促进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的重任,而且涉及到大庆草原生态环境的开发、保护、利用和改善等问题。因此,大庆畜牧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以下从该角度对大庆畜牧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分析。
(二)从生态环境建设、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角度分析1、从资源优势分析。至2005年,大庆拥有耕地面积60.7万公顷,拥有草原68.9万公顷,拥有湿地120万公顷。可以看到,其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如果扩大耕地面积,必然会使草原、湿地的面积减少。大庆市统计局推算出大庆湿地年产生态价值高达840亿元。大庆种植业每万平方公顷产值为1.32亿元(2001-2005年的平均产值),比较而言,开发湿地发展种植业的农业经济收入要比湿地产生的生态价值低得多,因此,保护湿地是大庆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然而,湿地生态价值不能直接转化为农民的经济收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提高农民收入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发展畜牧经济的战略选择既能够达到保护湿地目的,又能利用大庆丰富的碱草资源,达到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目的,平衡了两者的矛盾。它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既发挥了大庆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又顺应了自然、生态规律,因此也是一项科学合理的战略选择。2、从大庆草原资源承载力角度分析。所谓的自然资源承载力是指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一个区域自然资源可以支撑的牲畜数量规模。由于大庆草原面积的有限性,决定了其载畜量不可能无限大,存在着资源最大承载能力问题,即存在着一个墒值。当本区域的载畜量超过这个墒值时,该区域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庆畜牧经济发展战略应考虑到环境资源承载力问题,应有一定的限度,应在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范围内适度发展。为验证大庆草原载蓄能力,在此,对大庆草原承载畜(牛羊)的能力进行计算:为了换算的目的,根据某一特定家畜的放牧压当量或饲料消耗量所确定的标准家畜叫做家畜单位,也称动物单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以牛作为标准单位,称为牛单位。中国以绵羊作为标准单位,称为绵羊单位或羊单位。王栋(1955)规定的中国绵羊的含义是:一头体重40kg的母羊及其哺乳羔羊,每天约需牧食青草5--7.5kg。中国牧区和半牧区适用的家畜单位换算系数:一头牛相当于5头羊,一匹马相当于5头羊。研究思路如下:可载牲畜总量牲畜超载量牧草需求牧草产量可载牲畜总量可载牲畜总量牲畜超载量饲料粮需求干饲料粮可载牲畜总量根据单位畜日需草量,折算出年需草量,即为草畜转换系数。取每只羊日需草量5千克,得出天然牧草地草畜转换系数365×5=1825千克/只=18250吨/万只,人工牧草的,由于加强了管理,采用了合理的种植方式,转换系数可降低为天然牧草的0.7,即0.7×18250=12775(吨/万只)。以大庆的城市降水量和日照时数和土地肥力为自变量,以大庆的产草量为因变量,我们选取1997-2005年的数据(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1998-2006》),用SAS软件对这些数据做线性回归,设产草量为y,降水量为X1,日照时数为X2,土地肥力为X3。由于缺少大庆的土壤肥力的数据,我们选取了与大庆土壤接近的内蒙古的土壤肥力作为我们的研究数据,我们得出:由方程可知,由于0.7,证明相关度很高,相关性很好,F表示的是F检验,也就是显著性检验。事实上我们从R2的值就已经知道是相关性较高了。可见大庆的产草量和城市降水量和日照时数密切相关。牧草地可载畜总量与产草量呈正相关性。用上述SAS软件计算大庆草原产草量,得出2004年草原实际供应5亿公斤干草,大牲畜需要20亿公斤干草,缺口15亿公斤。2005年大庆的产草量为8.28亿公斤,由于大庆实行了草原禁牧,提高了大庆地区的土壤肥力,预计2006年底,大庆的产草量将达到10亿公斤,可载畜量达到8.7万羊单位。而实际上截至2006年6月末,全市大牲畜存栏61.2万头《。大庆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到2010年,全市奶牛存栏达到45万头,等于225万羊单位,与大庆草原载畜力差距很大。以上证明,大庆大力发展畜牧经济战略的实现将受到草原生态环境的制约。
(一)草原的开发、利用与治理建议大庆畜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大庆草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之上。尽管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是个定量,但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手段会影响资源承载力的大小,利用方式不同,产生的后果就不同。因此,在大庆草原利用上,笔者建议:1、加大人工牧草的种植面积,提高人工牧草的单产。前面公式证明,牧草承载力系数与人工牧草单产呈正相关。通过各种科学技术,提高人工牧草地的单产,以提高草地载畜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工牧草比天然牧草的产量高,因此,可以加大人工牧草的种植面积,以提高草原的产草量,可为畜牧业的发展准备条件。2、加大牧草地的开发速率。牧草承载力系数对牧草地改良速率有一定的影响,牧草承载力系数与牧草地改良速率呈正相关性,因此,适当加大牧草地开发速率可相应提高牧草地承载畜(牛羊)的能力。3、加强草原的治理。大庆碱草是奶牛、羊、大鹅等家畜的优良饲料。草原管理的效果直接影响到产草量,也就影响到载畜量。2005年大庆实行了禁牧政策,就让全市草原的平均产草量从每亩不足50公斤猛蹿到80多公斤,全市草原多产草31万吨。2006年全面实行了禁牧政策。这些管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大庆市政府应继续采取积极政策的防止草原的退化、沙化、盐碱化,禁止不合理开发使用草原,使大庆草原再现“风吹草动现牛羊”的情景。
(二)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制定农区畜牧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大庆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农区畜牧业是指在以农作物栽培为主的地区发展起来的畜牧业,其饲养方式以舍饲为主,讲究畜舍的布局与卫生,其饲料来源主要依靠农作物秸秆。从上所述看到,大庆大力发展畜牧业仅仅依靠草原的产草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寻找更多的渠道。从生态角度讲,农区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防止草原因过度放牧导致的退化,增加草原产草量,有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恢复,而且可以与大庆的禁牧政策相协调。另大庆冬季较长,冬季必须备足大量的粗饲料,利用本地区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进行舍饲、半舍饲经营是大庆地区,特别是农区发展畜牧业的有效途径,更是实现循环经济的途径之一。因此,应将农区畜牧业发展纳入大庆畜牧业发展规划中。
(三)种植业发展战略应与畜牧业发展战略相协调种植业是畜牧业的前联产业,种植业的规划与畜牧业发展规划相协调,才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特别是实现农区畜牧业发展的饲料保障。《大庆十一五规划》中畜牧业增加值将占农业比重达到60%以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将种植业与畜牧业主辅换位的思路。基于此,种植业的发展规划应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为前提。笔者建议大庆种植业规划中应加大玉米种植的面积。因为玉米可以作为牲畜的精饲料,玉米秸秆可以作为粗纤维饲料,这些秸秆是牛、羊等反刍动物较理想的粗饲料,尤其是青贮玉米,通过验证,100kg青贮玉米秸秆含有20个饲料单位和0.6kg可溶蛋白,等于20kg精饲料营养价值,是家畜良好的饲料。过去玉米等子实以及作物秸秆用作畜牧饲料,是按粮食作物方式生产的。研究证明,按饲料要求的玉米在乳蜡熟期收割,其单位面积总营养(全株)远比收获后的玉米子粒加上玉米秸秆利用效率高。可以说,用大量粮食发展畜牧业是极大的浪费。为发展畜牧经济,用一定的种粮面积换成高产、优质饲料作物或牧草,应成为大庆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重要内容,使种植业发展战略与畜牧业发展战略相协调。
针对以就业为导向，对畜牧业兽医专业的教学进行改革，在教学中实施校企合作，通过工作过程来开展项目教学，突出对岗位工作需要的教学，对比以就业为导向的模式与传统模式的教学效果，并归纳总结出该教学模式在畜牧兽医专业中的具体实施措施，以构建出高效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工作技能、获得工作岗位，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岗位工作技能是其主要目标，也是学生实现稳定就业的前提。为了满足社会市场对人才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进行了创新改革［1］。通常情况下，各个行业的发展也增大了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而为了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畜牧兽医专业的教学模式也面临着改革。党的十七大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2］。畜牧兽医专业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采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存在的缺陷日益明显，以就业为导向的新型教学模式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在实际教学中使用该教学模式，根据其效果对该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进行了探究。
畜牧业是驯化和培养有经济价值的兽类和禽类，根据其生长繁殖等能力，取得畜禽产品，畜牧业包括马、牛、羊、鸡、鸭、鹅、猪、兔等的饲养，还有鹿、麝、狐、貂、水獭等的驯养。兽医是一种能够对动物疾病进行防治的行业，其主要任务是对家畜家禽疾病进行诊疗、防治、检疫和畜产品卫生检验的研究［3］。由于畜牧和兽医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尤其是在教学、生产和科研方面的联系十分密切，所以畜牧和兽医成为一个并行的专业。目前，畜牧兽医专业已经成为国家、省级和校级的三级精品课程体系，拥有1门国家级精品课、5门省级精品课和4门校级精品课，其中，国家级精品课程为《牛生产》，省级精品课分别为《动物解剖生理》《动物营养与饲料应用技术》《猪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动物繁殖技术》和《家禽生产》，校级精品课分别为《畜牧场环境控制与规划》《特种动物养殖与疾病防治》《动物解剖与剖检》和《动物育种技术及应用》［4］。在畜牧兽医专业中，其教学培养的核心能力为畜禽的饲养管理与疫病防治，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畜禽养殖、疫病防治、兽药生产与销售以及饲料生产与销售等领域，可以在动物防检站、动物疾控中心、县乡级兽医行政部门、动物屠宰企业、饲料企业、动物医院、兽药企业以及大型规模养殖企业等单位工作，主要岗位有动物疫病防治员、兽医化验员、动物检疫检验员、兽药技术员、执业助理兽医、饲料技术员、动物饲养管理员以及牧场经营管理员等。在我国各个地区，畜牧兽医机构大约有6万多个，然而由于畜牧兽医专业才开展不久，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据统计，目前的技术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仅有17.8%［5］，而且很多人员的职业素质普遍不高。因此，在全国各地，该专业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加之城镇宠物饲养日益兴起，为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了探究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畜牧兽医专业中的教学效率，将选择该专业的2个班级为研究对象，2个班级学生的学习成绩、性别、年龄等基本因素的差异经过分析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一个班级为对照组，使用传统教学的方法；另一个班级为实验组，使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2个班级教学内容都为《动物临床诊疗》课程中的治疗技术这一部分，包括投药法、注射法、穿刺术、冲洗法以及输液等技术。教学结束后，对2组学生成绩进行考核并对比分析。
首先，要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从而统一“教”与“学”的目标。然后再将教学融入实践生产和管理过程，让学生进行系统化的教学训练，并结合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再次，学校也可以趁此机会加强学生课堂与职场互动，使职场和课堂对接、学习内容与工作内容对接，从而拉近学校和职场的距离，有效实现把学生培养成准职业人的教学目标。最后，再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考核评价，评价原则是以能力为主，使用学生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将教学效果有效的体现出来，并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通过对2组学生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其学习成绩进行统一考核，其评级标准分为优秀（80～100分）、及格（60～80分）、差（40～60分）以及很差（≤40分）4个标准，然后将2组学生成绩统计并对比，其具体教学效果见表1。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实验组学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开设畜牧兽医专业的院校可以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根据企业中相关职业所需的能力，明确培养目标，在畜牧兽医专业教学中构建出“两轮实践，双元育人”人才培养模式［6］。例如，畜牧兽医专业在第4学期进行分方向专业时，可以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实习和顶岗实习，学校和企业共同对学生的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等方面进行培养，促进学生与企业的就业意向，同时大大提高了本专业学生的就业率。
以畜牧业和兽医的工作过程为导向，确定教学任务，对畜牧兽医专业领域进行重新归纳，形成行动领域。与此同时，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落实，着重培养学生的畜禽饲养管理、畜禽疫病防治能力和家畜繁殖改良等能力，并将家畜饲养工、动物疫病防治员、家禽繁殖工等职业的工作内容融合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去，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使教学内容与工作内容能够有机的结合，从而培养学生职业能力［7］。
在每个教学领域中，其主要内容要以岗位工作为基础，设计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内容。根据教学课程内容特点，与其他的教学模式相结合，例如项目教学，编制并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标准，重视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此外，在设计教学内容中，还要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学生为主体，实现“教、学、做”的一体化［8］，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
随着现代化生产水平的提高，畜牧业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关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需要我国开展畜牧兽医专业的高校在本专业教学中逐渐重视起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培养出具有专业的实用型人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将教学融入实际工作中，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加强其专业实际技能的进步，还能使学生能够在毕业后踏入工作岗位时能够尽快适应，从而有效提高畜牧兽医行业人才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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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超过3000年的畜牧业发展历史，总结出无数宝贵的经验，即便在当今，我国依旧是农业大国，畜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之本。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肉、蛋、奶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大力发展畜牧业是改善国民膳食结构，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的内在需求。但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方式过于粗犷，诸如动物粪便不及时处理造成蚊蝇孽生、疾病传播等情况屡见不鲜，畜牧业投入大，产出却不尽人意，新时代提出了新理念，将可持续观点引入畜牧业，坚持生态发展，循环经济，是畜牧业改善的必然选择。
与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不同，生态畜牧业体系高效并且功能多样化，动物是自然界的初级消费者与再生产者，生态畜牧业依据市场运行规律对动物品种进行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挖掘能量转换的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品种、年龄、生产规模的合理配置，以生产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提高产业总体经济效益。
农业的4大组成产业是相互关联的，生态畜牧业将从不同地域环境特点与市场需求出发，实现与种植业、林业、渔业的有机结合，从宏观角度把握发展，构建统一有效的农业发展格局。如饲料来自种植业与林业，应用于畜牧业，而畜牧业产生的粪便可经过处理应用于渔业，实现能量多层次转化，降低污染，提高产业生态效益。
传统畜牧业投入多、产出少，经常是饲料不足与资源浪费现象并存，粮食资源与动物品种不平衡，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污染，许多养殖场不注重动物粪尿的无害化处理，将其直接排放，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体与空气，威胁到其它动植物的安危，养殖场周围气味异常、病虫孽生，极其容易导致传染病的传播，特别是在高温季节，粪尿发酵产生的有害气体威胁着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生态畜牧业着眼于低能耗、无污染的循环经济理念，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治理上述问题，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
每个地域都有相应的特点，有自身的优势畜种，用全局的观点看待畜牧业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理规划，重点划分优势产区，依据当地的实际状况，结合《畜牧法》等相关法律条文，制定发展计划，突出重点项目，以优势带动劣势，循序渐进。与此同时，应拓宽畜牧业资金筹集渠道，适当开放政策鼓励民间或国内外企业投资生态畜牧业项目，工商信贷部门则对重点项目予以合理优惠，为生态畜牧业起步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内外环境。此外，还应注重规模化养殖，将养殖相关生产点向农村迁移，集中布局，方便污染处理。
在生态畜牧业中，生产模式应向着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不断发展：畜牧产品必须以相关法令条文为准绳，从设施环境到物品管理，每一项都需严格依照标准行事，秉承对人民身体健康负责的态度，不断提高畜产品质量，大力开展绿色食品基地认证工作；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畜牧业农户经营分散、技术水平较低，受资本、土地等因素限制，产出性价比不高，为此，应加强牧场规模化建设，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可推广家庭牧场模式，着力降低饲养成本，促进农民增收；探索与其它产业相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把握高效、安全的原则，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对禽畜粪尿进行无害化处理，可着力发展家庭生态散养如林下养鸡、稻田养鸭等，通过相关产业的有机结合，实现经济的循环发展。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畜牧业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注重引入先进技术，并就重点技术如高产饲养、良种繁育、牧草种植、疾病防御等展开培训，力求技术进入农户家，每一名农民都能以现代技术武装头脑，提高自身素质，与此同时，可实行激励措施，对于总结先进经验的农户给予奖励，进一步强化农用科学技术的意识。此外，还应加速兽医体制改革，重点突出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以村级动物防疫站为基础，呈现市、区、乡、村4级防疫网络，切实隔离疾病源，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动物安全卫生水平。我国依旧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畜牧业是人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在人口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畜牧业必须转变发展模式，以高效安全、低耗环保为原则，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不断提高畜牧业产值，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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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与免疫荧光染色技术刘健宏，王标，庄向生，王长兵，周伦江，刘玉涛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畜牧业迅猛发展，但是畜牧养殖产生的粪便和药物残留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畜牧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想保证绿色畜产品的供给，提高牧民收入，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就必须积极应用和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从而推动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本文具体分析了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重要意义以及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具体措施。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畜牧养殖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并取得了较大成就。要想使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积极探索、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保证畜牧产品的安全性，同时提高畜牧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时期，绿色环保发展已经成为衡量各个行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只有积极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才能提高畜牧产品质量，提升养殖户的经济收益，符合市场的需要。首先，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可以保证畜牧产品质量安全。当下，食品安全已经成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绿色、无污染的食品。大力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使养殖户采用科学合理的养殖方法，才能有效降低畜牧产品中的各类药物残留，保证畜牧产品安全，从而提升畜牧养殖的综合质量和经济效益。其次，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可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该技术更加符合当今时代绿色环保理念的要求，该技术中的无害化处理方式，可以降低畜牧养殖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合乎畜牧养殖市场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必须加强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动我国畜牧养殖行业朝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发展[1]。
绿色畜牧养殖是在绿色观念引导下进行的畜牧养殖活动，它依靠绿色环保理念，给食品的安全性和人们的生命健康提供切实的保证。传统养殖法缺乏科学性，造成食品安全隐患较为突出。想要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先要帮助人们养成良好的绿色养殖观念，同时明确定位市场方向，改进养殖技术。另外，也需要防止药物滥用。养殖业工作人员应该在日常行为中严格执行绿色理念。有的养殖户仍然采取传统方法开展畜牧养殖，主要是因为其不能适应新技术。所以，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承担向这部分养殖户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重要使命，采用宣传与教育等方式，使养殖户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和理解绿色畜牧养殖技术[2]。
随着绿色、健康、环保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绿色健康食品已经成为人们最喜欢的产品，而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也拥有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促使我国畜牧业逐渐朝着工厂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动物患病的风险也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所以，养殖业的工作人员必须高度重视和关注动物疫病，同时加大疫病防治工作力度，从而有效降低动物出现各种疫病的风险，保障动物健康，确保动物源食品的安全有效供给。综上所述，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能够保证食品安全，也可以减轻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要科学合理地使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来处理畜禽粪便和污水，同时减少肉制品内的激素累积，推动畜牧行业的绿色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绿色畜牧养殖的重要意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
若尔盖县位于四川省北部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地处长江，黄河中上游，是四川省通往西北各省的北大门，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地理位置。海拔平均高度3450m，气候寒冷干燥，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间为2500h，太阳辐射量143.3千卡/cm2，年平均气温1.25℃，极端最高温24.6℃，极端最低温-33.7℃，年平均降雨量657mm，蒸发量1212.7mm，干旱指数1.85，相对湿度68%，全年无绝对无霜期，夏季雨热同季。
若尔盖县是以草地畜牧业为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牧业大县，是四川省十大草饲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天然草地牧草资源得天独厚，有天然草地1212.63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地978万亩。草地类型分6类，15个组，51个型，63科，231属，703种。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高寒草甸类与高寒半沼泽草甸类，高寒面积草甸类面积670.5万亩、高寒半沼泽类面积203.5万亩，牧草组成和结构各具特点，是我县畜牧业饲草生产的主要基地。常年饲养牦牛，藏绵羊，河曲马等草食牲畜116.8万混合头，其中牛47.58万头，羊65.4万只，马2.6万匹。
2010年全县人均纯收入3625.06元；各类牲畜存栏1176827头（只），其中牛433752头，羊705214只，猪12135头；牲畜总增率33.81%，出栏率37.2%。畜牧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和支柱产业，也是农牧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客观条件的制约，畜牧业科技含量低，投入少，草原保护建设跟不上畜牧业发展的需要，导致畜牧业生产中出现草地“夏绿，秋旺，冬枯，春荒”的自然景观与牲畜“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畜牧业生产仍然未摆脱重畜轻草，重数量轻质量，重养轻售，低投入高索取的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现状，草原矛盾日益突出，严重阻碍着畜牧业产业化进程。目前，各级党委，政府将畜牧业发展作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把发展畜牧业产业化作为农业产业化突破口，给若尔盖县草原保护与建设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对实现“立草为业，草业先行”的方针，促进人工半人工种草科学养畜奠定了基础，对推进畜牧产业化进程，加快高原明珠县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2 实施人工半人工种草是广大农牧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解决“三农”问题纳入到重要议事日程，对农牧民增收带来了美好前景。2009年全县草地产草量调查显示，各类草产牧草生物平均为425kg/亩，可食牧草产量平均323kg/亩，占65.3%，毒害草占34.7%，草原退化到7.5亩草地才能养一个羊单位牲畜，只有不断地扩大人工半人工草地面积，才能提高草原产草量。实施人工半人工种草是充分利用草地生产潜力，打破传统畜牧业格局，加快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促进畜牧业向舍饲，半舍饲转变，减少牲畜死亡，增强防灾，抗灾能力和发展后劲，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品，商品优势，提高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切实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
1.3 实施人工半人工种草是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构筑长江、黄河中下游生态屏障的重要举措
若尔盖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和长江，黄河上游流域及其主要支流的源头，生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由于受自然气候和人为生活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全县草原“两化三害”十分严重：草原沙化面积100.5亩，占草地总面积的8.29%，并以每年11.8%的速度扩展；草原退化面积430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35.46%；鼠虫害及鼠荒地450万亩，占草地总面积37.1%；毒害草分布所有的天然草原，草原超载极其严重，2007年超载率达81.9%。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干旱化加剧和生产力下降的严重后果，严重制约了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威胁着当地及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生态安全，利用综合措施实施人工半人工种草是缓解草畜矛盾，减轻草地压力，建设长江，黄河源头绿色生态屏障，保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减少洪涝灾害隐患的重要举措。
若尔盖县2003年至2009年天然林草原退牧还草555万亩，其中禁牧222万亩，休牧333万亩，大大缩小了畜牧业用地，进一步加大了草畜矛盾，全面实施人工半人工种草，是缓解草畜矛盾，确保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取得实效的根本途径。
以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为指导，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草原生态为基础，科技为依托，挖掘草地生态潜力为途径，转变牧区生产经营方式，促进农牧民增收为目的，保护草原生态实现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根本出发点，逐步形成人与自然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格局，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平衡，保护水资源安全，促进草原生态良性循环，加快高寒牧区草地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若尔盖县草地畜牧业建设。
立足资源，以建设草原绿色高地为目标，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力度，维护草地生态平衡，促进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以畜牧业为基础，引导牧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加快牧区畜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推进牧区生态畜牧业产业化进程，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好草原生态的良性循环与畜牧业高效发展的关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宜种则种，宜改则改的原则，正确处理保护建设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2006年至2010年，全县6000户牧民建人工草地18万亩，户平均30亩，其中一年生人工草地9万亩，多年生人工草地9万亩：半人工草地42万亩，户平均70亩。
2.5.1 总体目标 通过人工半人工种草的实施，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推进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实现自然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畜牧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减少牲畜死亡，增强防灾，抗灾能力，牧民群众经济收入显著提高，畜牧业经济得到高效发展。
2.5.2 具体目标 到2010年，全县人工草地达到38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地面积的3.9%。半人工草地达到82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地面积的8.4%。牧草产量：多年生人工草地亩产鲜草1500kg以上，一年生人工草地亩产鲜草2000kg以上，半人工草地产鲜草达到600kg以上。
3.1 技术路线 人工种草 选择在冬房圈舍和退化严重及开垦过的草地物理生物相结合灭治鼠虫除杂划破草皮撒播优良牧草种子（多花黑麦草，披碱草，燕麦）增施厩肥围栏封育适时收割，储藏。
3.1.2 半人工种草 选择在退化较严重的草地物理生物相结合灭治鼠虫撒播优良牧草种子增施厩肥围栏封育控制放牧强度。
采用免耕技术开展人工半人工种草，一年生人工草地亩产鲜草2000kg以上，多年生人工种草亩产鲜草1500kg以上，半人工种草亩产鲜草600kg以上。
通过人工半人工种草建设，能充分挖掘草地生产潜力，提高草地生产力，有效地缓解草畜矛盾，抑制超载过牧，控制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切实减轻草地压力，促进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对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构建长江，黄河中，上游绿色生态屏障，改善农牧民生存和发展条件，提高生产质量与水平，对发展高效优质畜牧业，减轻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涝灾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人工半人工种草，年新增鲜草3696万kg，按每公斤鲜草0.2元计，直接经济效益7392万元，扣除成本30%计，净增效益5174万元；按每羊单位牲畜年食鲜草1825kg计可多养20.25万个羊单位牲畜，每羊单位牲畜按500元计，可增经济效益10125万元，扣除30%成本后净增效益7087.5万元。
天然草地资源具有数量、质量、空间、结构特征，具有生产能力和维护生态平衡等多种功能[1]。天然草地资源是合理利用状态下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在粗放的畜牧业生产中不消耗经营成本即可对天然草地资源进行利用，造成了对天然草地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利用。随着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不断恶化，天然草地的生态价值逐渐被重视起来。天然草地不但为畜牧业生产提供基础生产资料，而且具有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维护物种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三江源作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处，天然草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受到重视，天然草地资源评价的相关研究不断进行，研究方法和对象不尽相同，但对草地资源评价原理、原则与方法形成了研究理论，对天然草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指导意义。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东经89°45′～102°23′，北纬31°39′～36°12′，境内以海拔3 335～6 564 m的山地地貌为主，平均海拔4 000 m以上。属高寒大陆性气候，只有冷、暖2季，无四季之分，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年平均气温6.4～12.3 ℃，年平均降雨量262.2～772.8 mm，多集中在5—10月，年蒸发量730～1 700 mm，年日照时数2 300～2 900 h，年辐射量5 500～6 800 MJ/m2。植被的水平带谱和垂直带谱明显，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高原地带性规律，自东而西（海拔自低而高 ）依次为山地森林、高寒灌丛草甸、高寒草甸 、高寒草原、高寒荒漠，沼泽植被和垫状植被则主要镶嵌于高寒草甸和高寒荒漠之间。优势物种为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紫花针茅（Stipa purpurea）、青海固沙草（Orinus kokonorica），伴生种主要有二裂委陵菜（Potentilla bifurca）、早熟禾（Poa indattenuata）、苔草（Carcx ivanovae）、矮火绒草（Leontopodium nahum）、棘豆（Oxytropis ochrocephala）[2-3]。
牧草产量是天然草地从事放牧畜牧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国内专家逐渐倾向于利用单位面积天然草地载畜能力进行天然草地生产力研究[4]，笔者认为这种方法仅从发展畜牧业经济的角度考虑天然草地为社会发展提供畜产品的能力，忽略了天然草地的生态价值及意义。以谢高地为代表的天然草地生态服务价值研究工作者开展了对天然草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5]，刘敏超等对三江源区植被固定CO2释放O2功能进行了评价[3]，侯留飞对果洛州天然草地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6]，这些研究为三江源天然草地生产力研究拓宽了领域。此外，旦正措利用天然草地气候生产力模型对玛沁县天然草地生产力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具有借鉴意义[7]。
天然草地牧草是牧草营养价值的物质载体。青海省第一次、第二次草地资源调查以及全省各畜牧业县在农业资源区划中，对天然草地类型和优势种牧草进行了常规营养成分测定，并分析不同时间牧草营养成分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青海省天然草地牧草具有“三高一低”特点，即粗蛋白质、粗脂肪、无氮浸出物含量高，粗纤维含量低[8]。
受全球气候变暖、超载放牧等因素的影响，三江源天然草地退化严重。为了研究退化草地生态系统内在特征，草原科技工作者对不同草地类型在不同退化阶段群落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天然草地生物多样性、种子库生物多样性及生态位宽度随退化程度的加剧不断变小，天然草地经济类群产量中毒草、不可食杂草的比重不断增加，单位面积天然草地载畜能力降低[2-9]。
利用遥感技术对三江源天然草地进行景观分析，是对三江源天然草地资源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郭树栋对玛多县的天然草地景观格局进行了研究[10]，严振英对三江源天然草地植被指数特征进行了分析[11]，尝试研究新技术、新方法为天然草地进行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江源天然草地资源评价方法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2种方法。定性方法需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野外实践经验，如利用专家评价法对牧草的适口性进行评价等。由于对天然草地资源评价操作者存在制约因素，定性方法逐渐为定量方法所取代。定量方法是利用数学方法对评价对象进行数学处理，以数字的形式对评价结果进行表示，这种方法简单易行。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灰色关联法和多元分析法等[4]。
随着天然草地工作人员专业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对天然草地资源的评价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准确性。目前对三江源天然草地资源的评价，不仅评价对象具有丰富性和综合性，而且评价方法合理科学，可以充分反映三江源天然草地资源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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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DNA条形码技术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高度关注，并在动植物的鉴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DNA条形码技术首先是由Tautz[1]等在2002年提出，并将其应用于生物分类系统，Hebert等[2，3]在2003年首次提出DNA条形码（DNA Barcoding）概念，并将其用于快速鉴定物种的标记物。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建立了包括生命条码联合会（Consortium forthe Barcode of Life， CBOL，http：// w ），生命条码数据库（Barcode of Life Datasystems， BOLD，http：//），以及国际生命条码计划（International Barcode of Life， iBOL，http：//）在内的3个大型资源网站，吸引了50多个国家的投资者及合作组织。这些生命条码组织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本土也形成了很多包括植物、动物及中药材在内的生物DNA条形码数据库，为物种鉴定及生物系统发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因证据。
条形码技术是一种通过对条形码进行电子扫描，从而实现对信息进行快速、准确的自动识别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与商品零售业[4]。DNA条形码与之类似，即利用基因组中一段公认的、相对较短的DNA序列来进行物种鉴定及其相关研究。DNA序列是由A、T、G、C 4种碱基组成，不同的碱基数目分别以不同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就会有足够多数目的基因序列，从而包括所有物种的基因型[5，6]。
1.样品处理及DNA提取 首先对样品进行液氮冷冻及酒精消毒等处理工作。其次是进行DNA提取，DNA提取方法一般包括破碎细胞壁并释放DNA，分离DNA，纯化DNA，DNA浓缩、沉淀与洗涤等基本步骤[7]。目前常用的DNA提取方法有CTAB[8]法，高盐低PH[9]法，SDS[10]法以及试剂盒提取法等。对于植物样品，一般选择CTAB法 [11]，对于动物样品，一般采用SDS（十二烷基硫酸钠）原理提取DNA [12]。随着近年来DNA提取试剂盒的问世，试剂盒法已经广泛用于动植物DNA的提取。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就是使提取出的样品DNA在PCR扩增仪内进行反应，以达到DNA的数量成指数增长的效果。对于植物PCR扩增，目前国内一般采用叶绿体基因[13，4]和核基因[15]片段为目的基因。对于动物的PCR扩增，国内应用最多的动物条形码是COI基因。另外，线粒体基因以及核基因也越来越多的被用于动物研究中。
目前，一般采取琼脂糖凝胶电泳方法检测 PCR产物，采用Sanger双向测序的方法。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国内的测序技术也在进一步提高。
4.获得DNA条形码 将测序返回的结果利用Choromas软件查看峰图质量，ContingExpress软件进行双向序列拼接，Bioedit软件进行序列编辑，最终获得DNA条形码。
早在21世纪初，我国学者就已经利用线粒体COI基因对线虫、蛔虫、水蚤和吸虫等线形动物进行了序列差异研究。之后Hajibabaei M等基于COI基因对鳞翅目521种昆虫进行了序列分析，发现对其物种鉴别效率可以达到97.9%。潘程莹等对7种蝗虫的线粒体COI基因进行了研究，发现基于COI基因可以实现对蝗虫的鉴别，并揭示了蝗虫的系统进化历程。这表明DNA条形码在昆虫类的鉴别研究中已经相当成熟。
DNA条形码在鱼类中的开发和应用也较为广泛。Ward等对澳大利亚207种海洋鱼类进行分析，发现所有物种在COI基因上都有一定差异，通过系统发育关系的构建，发现COI基因可作为海洋鱼类DNA条形码的标准序列。此外，Zemlak等用COI基因研究印度洋沿岸35种鱼的229个样本发现，南非和澳大利亚海域的同种鱼类存在很大的差异，指出南非和澳大利亚海域应该还有很多隐存种没有被人发现。王中铎等利用COI基因对南海硬骨鱼类进行研究时发现，COI基因可用于硬骨鱼类的物种鉴别，并可用于低级分类阶元的系统进化分析。这些研究表明，COI基因不仅可以用于动物物种的鉴定，还可以用于分析物种的系统进化历程，寻找物种基因差异性原因，这对于动物隐存种的发现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软体动物种类较多，现存种类大约8万种，为世界第二大门类，目前海洋生软体动物已有不少报道。Johnson等对20个种类的帽贝（Lepetodrilus limpets）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种都可以通过COI基因进行区别开。Mikkelsen等[对12种双壳类的COI基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种内差异和种间差异没有重叠，COI基因还可以作为双壳类的DNA条形码。COI基因由于其具有较快的进化速率，且PCR扩增较容易，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软体动物的鉴别研究。
哺乳动物是和人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一类动物，目前对于哺乳动物DNA条形码研究还较少，主要研究集中在鸟类动物上。Efe等基于包括COI 和Cytb在内5种基因片段对濒危动物白嘴端燕鸥的研究发现，该物种还存在两个隐存种。Fleischer等[利用12SrDNA等6种线种濒危象牙嘴啄木鸟的亲缘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其中7个来自北美洲自然博物馆，3个来自古巴野生种。Webb等[还利用COI基因，Cytb基因及12S基因对啄木鸟科部分鸟类进行系统发育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美洲类群的啄木鸟是来自于欧亚类群的入侵种。DNA条形码在鸟类中的应用研究比较广泛，其在揭示鸟类的进化历史，物种迁徙以及遗传漂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DNA条形码技术在常用畜牧产品中的研究还比较少，国内仅有几篇文献开展了类似研究。李新光等[35]利用COI基因对外在形态一致的冷冻鱼、冻鱼片及烤鱼片中的鱼肉成分来源进行了鉴别，结果发现10 种冻鳕鱼片样品主要以“狭鳕”为主（7/10），存在将“白鳕鱼”标识为“银鳕鱼”的现象；烤鱼片样品与其标签上所标识的原料多数不符，一些烤鱼片还发现有月尾兔头，说明DNA条形码技术可以用于畜牧产品的来源鉴定。徐向明[36]以我国3个地方品种鸭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COI基因，发现3个地方的品种鸭具有与其他地方相区别的单倍型，并且也分别具有其各自的特异单倍型，说明利用COI基因可以鉴别不同地方鸭的品种。张蓉等[利用COI基因对市场上的花鹿茸，马鹿茸及其混伪品进行了准确的鉴别，进一步说明了DNA条形码在畜牧产品品种鉴别上的可行性。此外，Wang 等[通过测定浦东白猪和沙乌头猪线粒体控制区（mtDNA D-loop）序列，并利用太湖流域其他地方猪在GenBank里的序列信息，对这些地方猪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太湖流域的这些地方猪种的系统发育树分为两大支，而浦东白猪只分布在其中的一支内，估计大约在0.26～0.75 亿年以前，浦东白猪与其他四种猪就已经分离开来，也就说浦东白猪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猪种，与其他地方猪没有基因交流，应该作为一个单独品种进行保护。
畜牧产品在我国市场上占据相当大的比例，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畜牧产品在市场上所占据的比例也会逐步增加，如何确保畜牧产品的来源准确，品种精确已经成为畜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DNA条形码技术的发展给畜牧业带来了新的启发，尤其是对于外在形态相似的畜牧产品来说，运用DNA条形码技术对其进行准确的来源鉴定将对控制畜牧产品的品种与质量，维护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及第三方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目前在畜牧业发展中保护稀缺品种也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基于DNA条形码技术可以估计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及系统进化历程，推测物种的起源中心，将其应用于畜牧业中濒危物种的保护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DNA条形码技术在畜牧产品中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将其引进并合理应用对于畜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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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天富招商客服？畜牧业前景分析